《第二部　第二章》

“是呀，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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