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滚蛋!”她立刻又惊醒了。“老实跟你说,这件事我明天非告诉柯察金不可。”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低声说:“我才不在乎你那个柯察金呢。你别固执了,反正你得依我的。”

他们之间发生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发出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一下……拉兹瓦利欣向旁边一闪,莉达摸黑冲到门边,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恨恨地喊了一声。

他只好把自己用的铺盖搬到屋檐下面,在外面过夜。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

早晨,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坐在赶车的老头旁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直嘀咕:“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去告诉柯察金。真是个酸溜溜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人情都不懂。我得跟她来软的,不然,准会倒霉。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凑到莉达跟前坐下,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眼神甚至有点忧郁。他编了一套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表示他已经悔悟了。

拉兹瓦利欣终于达到了目的:快进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天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下乡。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常常把事情搞糟。莉达和保尔平易近人,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知心朋友,并且同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她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同青年们成了“一家人”。手风琴奏起快速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郁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许多乌克兰农村青年就是在这迷人的琴声引导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位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村子里开始听到新的歌曲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又出现了别的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要提防的已经不只是边防人员,因为苏维埃政权现在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边境各村团支部的同志由于一心想亲手捉住敌人,有时甚至把事情做过了头。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不得不出面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的蓝眼睛小伙子,反宗教的积极分子——通过他自己的特殊途径得到线索,说夜里将有一批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老板。于是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都动员起来,带上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着,当夜就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待野兽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有关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埋伏。双方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沉着冷静,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才没有伤亡。他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于是他赶紧骑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能委屈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包办我们的任务,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倒换着,站在那里。保安机关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毫无办法的样子,说:“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起来,说:“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给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关起来。”说完,他委屈地扭过身子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以后,才停止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给他们担保,今后不再到边界上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释放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担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再让我下不了台的。”

这个支部全体十一名团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不久,那个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住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距半公里,房子盖得很坚固,加上各种附属建筑物,像一座座小小的堡垒。安托纽克匪帮就在迈丹维拉藏形匿迹。安托纽克过去是沙皇军队里的司务长,后来搜罗一些亲友,拼凑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大道上持枪行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诡秘。今天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个精光。安托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竞赛,他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坏。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身上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道路都很不安全。这个匪首确实不容易捕获:风声一紧,他就溜到国境线外去躲避,过后又出其不意地回来作案。每当听到这个出没无常的害人虫又出来行凶作恶,利西岑就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咬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吧,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抓住了线索,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但是,这个土匪还是逃脱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队的是个讲究穿戴的小伙子,叫菲拉托夫。按照边防条例的规定,他本来应当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却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自作主张,就把队伍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夜间进村后,他们在村头的房子里住下了。这一伙全副武装、行动隐蔽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也丝毫不了解这支队伍的来历,把他们当成了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这桩蠢事差一点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利西岑刚一得到关于“匪情”的报告,连夜集合民警,带了十几个人,骑马奔向谢马基村。他飞一样来到村头,跳下马,翻过篱笆,直向那座房子扑去。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像一口袋东西一样倒下了。利西岑跑过来,使劲用肩膀一拱,房门就开了,他行随即冲了进去。房间里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灯光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投降!要不就把你们炸个稀烂!”

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全从地板上跳了起来,一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的那个杀气腾腾的架势,马上举起手来。再迟一秒钟,冲进来的人们也许就要开枪射击了。又过了一会儿,当这一小队俘虏只穿着内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得发疯,狠狠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道:“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

申请参加红军的志愿书像雪片一样,不断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同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谈话,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现在不想跟任何邻国打仗。但是,这种说服工作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从前神甫家的大花园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口看见了他们,立即到台阶上去迎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统靴子,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给他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好门,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同志们,我这是要考验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说:区里来了一份电报,当然是绝密的;电报上说,咱们跟德国资本家打起来了,跟波兰地主很快也要打。莫斯科来了命令,所有的团员都要上前线。谁害怕,不敢去,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打仗的事谁也不准告诉,让他们每人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蒜或者葱头,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到专区,在那儿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灵。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我告诉他们:没什么说的,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这次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一散,我心里就犯了嘀咕:要是谁也不来,可怎么办呢?我就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瞅着。他们真的一个个来了。有的人脸上眼泪还没干,但是竭力不让别人看出来。十个人全来了,没一个临阵脱逃的。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支部怎么样!”格里沙兴高采烈地把话说完,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莉达非常生气,狠狠训了他一顿。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说:“你说些什么呀?这可是最好的考验!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搞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但是,小伙子们都累了,让他们回家去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讲话是不行的……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他们表现得很英勇,值得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往返一次要好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又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把自己暗自比作库柏[库柏(1789—1851),美国作家。他的主要作品《皮袜子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个喜欢探险的猎人。——译者]小说里的主人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林子,他就开枪打打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遇见单身的行人,就拦住人家盘问一番,好像他真是个侦查员似的,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塞,手装到衣袋里,和平常一样,走进专区团委会。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人总是满满的。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要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手写着东西,还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大动荡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青年才能入党。

对费多托夫的问题,拉兹瓦利欣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新闻有的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

所有的漏洞都得去堵,白手起家嘛,什么都得从头干。我又新建立了两个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正在忙着处理一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得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一点活也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他不在,所有的工作都得我来干。”

拉兹瓦利欣很明显是要别人意识到,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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