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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