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后来我听说,他一天之内向寄住家的两位小姐求了爱,当姐妹俩交流这一甜蜜的消息时,一下就把他揭穿,于是下了逐客令,这个人就此在喀山城消失了。

关于爱存在的意义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最终我才算弄清我要问题目是什么:“爱窨有什么作用?”

我从书本中看到的以及与周围的进步人士交往获得的,和真正的更现实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呀。

一方面是关于人类友好、仁爱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一点点个人利益而头破血流的战争,在我面前展示的都是自私、凶残的人类本性。

在那些车夫工人官员的浩浩洪流之中,那些我所敬爷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曲高和寡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遵循着另一套生活准则,他们卑贱、贪婪、自私、狭隘,在这个大军面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太涉小,太不堪一击了。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徒劳。

现实生活窒息着我,快要闷死了。什么博爱、仁慈,嘴上说昨漂亮话而已。事实上,我自个儿也染上了一些社会恶习。

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呀。

一天,兽医拉甫济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依我看,应该放纵人残酷的一面,直到让它感到疲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像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人见人厌的局面。

那年秋天来得特早,秋雨绵绵,气温急剧下降,瘟疫闯入了这个城市。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拉甫洛夫因患水肿病自杀了。

兽医的房东美德尼柯夫裁缝在给他送葬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给牲口治了一辈子病,自己却像牲口似的死了。”

这位房东是个性情极为随和的人,他面目清癯,敬神,可以全文背育圣母赞美诗,擅于打人:用系着三根皮条的鞭子打了七岁的女儿和十一岁的儿子,以及孩子们的妈妈的腿肚子。他还不服气地念叨:“治安长官非说我的这套家法是从中国人那儿学的,真是冤枉埃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中国人,除了在画片上见过。”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他裁缝铺里的工人对他这个老板的评价吧:“我最怕的就是我们老板这种敬神的慈善人。野蛮人到少一眼就看得出来,给人点儿心理准备。可是表面上慈眉善目这人,看上去不露声色,在你最无防备之时,像条打埋伏的青蛇,冷不丁给你一口,太厉害了……”说话人是个整日愁眉不展的罗圈腿,外号叫做顿卡老翁,他自个儿就很会来事,既友善又圆滑,尤善拍马屁,哄老板喜欢。

他的话绝对可信。

说实在的,我不怎么敢恭维这群识时务之人,他们适应性很强,就像苔藓生长的石头上一样,照旧可以使上质疏松而开花结果。尤其是他们墙头草一般的圆滑和见风使舵的精神,让人不得不望尘莫及,那滋味儿就像一区病马陷入了牛虻的围攻之中,难受的无以言传。

那次我从尼基弗勒厅那儿出来,有过类似的想法。

十月天,秋风吼叫着,一幅凄风苦雨的街景,昏沉沉的天空仿佛动着,我看到一个妓女拖着一个酒鬼在街上艰难地走着,妓女拽着他的胳膊,酒鬼的心境相当难过,他咕哝几句就哭起来了,妓女疲惫地说:“哎。你的命……”我自个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觉得:“我就像被什么人拖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恶、丑。我受够了。”

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意思,话可能洽对。

就要这个悲凉之夜,我的叫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感到心身疲乏,心情沮丧。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轻视自个儿,瞧不起自个儿,对自个儿漠不关心了。

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无论语言、行动,特另是感情上的矛盾,会使入陷入苦恼。我的苦恼于是更加沉重了,我身上特有的矛盾使我对许我事物充满好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像只陀螺一样飞快地从女人、书籍、工人、大学之间转来转去,终于一无所获,一无所成。

亚柯夫得病凶,我去看他,但晚了。医院里一个歪嘴胖护士,长着一对鲜红耳朵的,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他见我傻愣愣地站着不动,就发怒了:

“嘿。你干什么。”

我也被惹恼了:

“你这个蠢猪。”

“尼古拉。赶走他。”

叫尼古拉的那个人正在擦个铜棍子,他听到命令大叫一 卢,用铜棍子打在我的后背上,我冲上去抱住他,把他拖到了医院大门口外的水坑里。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老老实实在水坑里坐了片刻,闰起来叫着:“呸。你这个疯狗。”

我没理他,径直来到捷尔查文公园,坐在诗人的铜像旁,一心想干件坏事,好让人们冲上来打我,我也可以好打一回。

可是没有机会,尽管今天周日,化园里仍然是空旷无人,甚至连个人影都找不见,只有怒吼的狂风扫着飘零的落叶,路灯杆上的广告随风飞舞着。

苋昏时分,天空逐渐阴暗,风更生、天更凉了。我注视着诗人巨大的青铜,心中暗想:亚柯夫死的多么可怜呀。一 个无依无靠、无牵无挂的光棍汉,生前那么疯狂地反对上帝,死时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亲,一样的无声无息,一样的飘然而逝。我好伤心峒时为他的死而惋惜。

“尼古拉这个王八蛋,他本该和我好好地打一场架,要不他是叫警察把我抓了也好呀……”我去找鲁伯佐夫,他正在小桌旁补衣服。

“亚柯夫死了。”

老头举起拿开始发牢又骚:

“老弟呀。这就是咱们的命。咱们都快归天了。亚柯夫死了,我们这儿一个光棍铜攻也要死了,他被宪兵逮了。他还是古利给我介绍的呢。人很聪明,和大学生们过从甚密。哎。

你听说大学生闹学潮的事了吗?是不是真的?你给我缝一下吧。我真是老眼昏花了……”他把衣服递给我,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的咳嗽着,嘴里嘟嘟囔囔:“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刚有点儿亮光,就被扑灭了,日子更加昏暗。这个可恶的城市。趁伏尔河没有上冻,我得离开这儿了。”

他停下来,搔搔头皮自言自语:

“往哪儿去呀?俄罗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说:

“哼。这算什么生活在呀。活来活去也没活出点什么来……”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像是驻足倾听。然后大步起向我,在桌边坐下:“我的列克塞·马克西美奇,你听我说:亚柯夫耗费一生的精力去反对上帝,让我说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个儿也得自省一 下,改变自个儿卑琐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从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去馆子喝杯茶好吗?……”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他低语着:“记住,老弟。老百性已经忍到头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把这个世界砸烂,彻底改变我们无聊的生活。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走到半路我们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车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厂的纺织工人们护七着妓院大门。

“一到放假,这儿就有人打架。”鲁伯佐夫眉飞色舞地说。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去参战了,一 面鼓动性叫喊:“我们要战斗到底。掐死这些懒蛤螅打死这群小鳟鱼。

哈哈哈。”

这个老头显现出怎样的激越与狂热呀。看上去有儿滑稽。

他冲入水兵队伍,用肩膀抵挡着雨点般的拳头,自个儿也战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快乐的嬉戏,工人们毫不惧怕,他们信心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有的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员声,人们乱哄哄地喊着: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俩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欢快地唱起来:我们不是扒手不是强盗我们是坐船打鱼的。

警笛嘟嘟嘟地中央委员起来了,黑暗中到处闪动着警察制服上的铜扣,脚下踏着呢泞的土地。

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

去勺商店、货栈和仓库……

“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当心呀。”

我和鲁伯佐夫待五个人被捕,要带我们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声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鲁伯佐夫赞扬着伏尔加河上的们,他眼绪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还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了。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精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晨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 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个好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农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员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飞篷,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的撑船技艺并不高明,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哪儿滚……”我和洛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稿,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的确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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