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三传 贝多芬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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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二),而知名于世的。通俗音乐书上所述《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以上见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以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一八二一年和申德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时为一八○二年十月六日。参见本书《贝多芬遗嘱》。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祝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一八一○年五月二日致韦格勒书中:“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以上见致韦格勒书,书信集第十八。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着鬓脚,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拜仑式的英雄,同时表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此处小像系指面积极小之釉绘像,通常至大不过数英寸,多数画于珐琅质之饰物上,为西洋画中一种特殊的肖像画。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拿破仑于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意谓共和民主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那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四),大家知道《英雄交响曲》是以波拿巴为题材而献给他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题目。这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于是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是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申德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神话载伊加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当他在一八二一年听到幽禁圣埃莱娜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件悲惨的事故。”他很高兴地发觉在交响曲的葬曲内(系交响曲之第二章)对此盖世豪雄的结局有所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内,第三交响曲,尤其是第一章,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为一个革命的天才。一八○一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作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曲》的终局里重新采用。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五——○八)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曾任德国驻意大使的罗伯特·特·科伊德尔,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一书,一九○一版。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一八七○年十月三十日,科伊德尔在凡尔赛的一架很坏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奏鸣曲。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嚎恸。”他爱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乐家,他常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霍赫为法国大革命时最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一七九七年战死科布伦茨附近。一八○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贝多芬的歌剧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巴斯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洛氏为波希米亚世家,以武功称。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舍恩布伦。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颇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垣。一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出版家书信中有言:“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一八○九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做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舍恩布伦为一奥国乡村,一八○九年的维也纳条约,即在此处签订。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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