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三传 托尔斯泰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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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的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的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的叫喊:“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与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例如天真朴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与俄罗斯情操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饱含着青春之气的罗斯托夫;——在善良与退忍的灵魂中,例如玛丽亚公主;——还有若干并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难的人,如安德烈亲王。

可是波涛开始翻腾了,第一是“行动”。俄罗斯军队在奥国。无可幸免的宿命支配着战争,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领袖并不设法要指挥调度,而是如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实际上只是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成绩,或竟是偶然的现象,他们必得要令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谐一致的”。这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好处!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则健全的情状。惶乱的精神重复觅得了它们的均衡。安德烈亲王得以呼吸了,开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于在他的本土和这生命的气息与神圣的风波远离着的地方,正当两个最优越的心魂,皮埃尔与玛丽亚公主受着时流的熏染,沉溺于爱河中时,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伤了,行动对于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无限清明的启示。仰身躺着,“他只看见在他的头上,极高远的地方,一片无垠的青天,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平和!”他对着自己说,“和我狂乱的奔驰相差多远!这美丽的天我怎么早就没有看见?终于窥见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此,颂赞上帝罢!”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烦闷的人们,深自沮丧,在都市的颓废的诱惑的空气中他们在黑夜中彷徨。有时,在浊世的毒氛中,融泄着大自然的醉人的气息,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亲王,而她不久以后,却投入第一个追逐她的男子怀中。尘世已经糟蹋了多少的诗意,温情,心地纯洁!而“威临着恶浊的尘土的无垠的天”依然不变!但是人们却看不见它。即是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为他,天只是“阴郁沉重的穹窿”,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来刺激他们。国家受着威胁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鲍罗金诺村失陷。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埃仇恨都消灭了。道洛霍夫亲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车中的邻人,阿纳托里·库拉金遭受患难而痛哭,充满着温情与怜悯。由于热烈的为国牺牲和对于神明的律令的屈服,一切心灵都联合了。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从神的意志上才显出心的质朴。”

大将军库图佐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运命的代表:“这个老人,在热情方面,只有经验,——这是热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干;但他谛听着,能够回忆一切,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分,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的脸上,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可称为战胜的意志,与未来的胜利的力。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的动向;他看到这些事物,紧随着它们,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的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炼,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皮埃尔与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叙述一八二○年时代的本书结尾,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的过渡。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赓续与更始。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阶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和他们的冲突。娶娜塔莎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将来是十二月党人。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监护公众福利。娜塔莎热烈地参与这个计划。杰尼索夫毫不懂得和平的革命;他只准备着武装暴动。尼古拉·罗斯托夫仍保持着他士兵的盲目的坦白态度。他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之后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尽我们的责任,上场杀敌永远不要思想”,此刻他反对皮埃尔了,说:“第一是我的宣誓!如果人家令我攻击你,我会那样做。”他的妻子,玛丽亚公主赞同他的意见。安德烈亲王的儿子,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只有十五岁,娇弱的,病态的,可爱的,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热情地谛听他们的论辩;他全部的爱是为皮埃尔与娜塔莎;他不欢喜尼古拉与玛丽亚;他崇拜他的父亲,为他所不十分回想清楚的,他企望要肖似他,要长大,完成什么大事业……什么?他还不知……“虽然他们那么说,我一定会做到……是的,我将做到。他自己便会赞同我。”——作品即以这个孩子的幻梦终结。——如果《十二月党人》在那时写下去,这年轻的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定将是其中的一个英雄。

以上我试把这部小说分析出一个重要纲目: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的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一无偶的肖像,托尔斯泰曾作过无数的雏形,如他所说的,“以千万的计划组织成功的”,在图书馆中搜寻,应用他自己的家谱与史料,他以前的随笔,他个人的回忆。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的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的雏形。这种缜密的准备确定了作品的坚实性,可也并不因之而丧失它的自然性。托尔斯泰写作时的热情与欢乐亦令人为之真切地感到。而《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尤其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的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的旋律般婉转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和可怜的小彼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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