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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