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有关资料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再者，鲁迅先生虽不以请愿为然，但对于请愿群众是始终同情和支持的，看同一文（《空谈》）中下面这两段话就最明白：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这不仅说明鲁迅先生完全以最鲜明的态度站在群众的方面，而且像这些话以及当时发表的好几篇文章，这样及时地、最尖锐地揭露了人民敌人（包括反动文人如陈源等，他们诬蔑群众去送死，又诬蔑群众领导者，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凶毒和阴险，对于当时群众的斗争是最必要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原载《文艺学习》１９５４年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