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好学精神

《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是故恶夫佞人者”（《先进》）。“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故何为“好学”？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朱熹曰：“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仅要谨慎于言语，而且又贵在学而行之，所谓“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孔子以为“学”不仅在于提升人的言行，而且“行”又比“言”更为重要；做人做事不怕说不出，就怕做不到，谓之“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谓之“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孔子认为贤者是以行动赶不上言语而为耻辱的，是以言过其实、言过其行而为耻辱的，故作为“君子”就要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或“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美德。如果做人能谨慎于言辞敏捷于事行且切近于“有道”，那么孔子以为这就实现了学的目标，故假使没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仅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而且不可浮光掠影、三心二意，用他的话来说，贵在“有恒”二字。他说：“圣人”我没有见到，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善人”我没有见到，能见到“有恒”者就不错了──“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述而》）他利用当时“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南方谚语和《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爻辞曰：如果没有恒心，恐怕连做巫医这种卑职都不配；如果翻云覆雨，三心二意，那么迟早是要招致可羞可耻之麻烦的（《子路》）。

所以，孔子经常认为自己的可贵之处在于“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就是一种激情满怀、不知疲倦、永不自满的躬践精神，此孔子又谓之为“无倦”（《颜渊》，《子路》），所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子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好学精神的一个绝好注脚：每日每月学所不知的新东西，又每日每月习已学过的东西，学而时习，温故知新，这就是好学。

五、内省自讼，知命安仁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记·儒行解》）儒家“六艺”之学侧重于世事人生，侧重于经世济用和安身立命，故孔子的“好学”，也体现在了一个为西洋学问所不擅而正为东方文化所盛秉的“内省自讼”的向度──余英时先生谓之“内向超越”（《士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孔子开创的孔门儒学有指向和聚焦于世事人生的向度，套用清代戏曲家李渔“人情物理”之分（《闲情偶记》），孔学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司马牛问孔子人何以能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呢？孔子答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君子自我反省而做到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天地神明，下对得起世事良知，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如此又有何忧虑或恐惧呢？孔子担心不是是否不忧不惧，而是能否内省自讼，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谓“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孔子一言以蔽之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故得孔子心性之学真传的曾子亦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孔子曾对“不幸短命死矣”（《雍也》）但为他最赏识的弟子颜回赞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意为众人中只有颜回和自己能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腾文公下》）。尽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无非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微子》）和“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所谓“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