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术情怀与早期儒学的形成

从孔子的家庭背景看，他的祖先相传也是殷商贵族，作为殷遗民于周初迁往宋地。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变迁之后，当孔子生于鲁国时，他的家族虽然已没有贵族的气势和氛围，然因为遗传的因素，在孔子的身上还能多少体现出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故而使其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使他得以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代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即帮人料理丧葬事宜。《论语·子罕》记载孔子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所谓“鄙事”，似即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即以相礼为职业的业儒。

艰辛的生活无疑促使孔子的早熟，大概十五岁左右，孔子就立志苦学，有志于以个人的奋斗改变“小人儒”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和向高人如老子者不断地请教，孔子在三十岁之前似已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方面的知识，故而他敢自信地宣称“三十而立”。只是从职业与生活实际状况说，孔子只是立于“礼”，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但其实际生活状况似乎尚未有大的改观，故而我们相信《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的说法，即“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也就是说，孔子在三十岁之前虽已确立了人生信念，但其生活之资似乎仍然来源于那些比较低贱的职业，即为人委吏、为人乘田。

不过，孔子在三十岁时生活虽尚无太大改变，但由于他已确定了人生信念，故而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毕竟已有了不同于往昔的知识基础。当时，由于官学的颓废，私学兴起，个人聚徒讲学已成相当风气。据说孔子在当时也已开始招收学生，以学生的那点“束修”作为生活之资。当然，招收弟子、聚徒讲学决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他在讲学的同时，也开始尽可能地介入政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人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有意介入齐国政治，也一度深得景公的赏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然而此时齐国的执政者为晏婴，晏婴对儒者素无好感，故而对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倔傲自顾不可以为下；崇丧遂衰，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问。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易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于是景公开始疏远孔子，孔子又不得不去齐而返鲁。

齐国之行的后果对孔子来说当然不利，但此过程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似乎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之所以敢说“四十而不惑”，恐怕主要基于他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所介入的这次政治冲突。因为从已有的资料看，孔子在此时期的政治经历只有这么一次可以说说。

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孔子的政治作为依然不大，他在退处鲁国的这几年里，鲁国的政治极不清明，内部斗争不已，“陪臣执国命，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于正道。”正是在这种混浊的局面中，孔子深感在政治上无所能为，于是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止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致力于讲学以及思想体系的建构。

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鲁国内部争斗基本平息，于是已知天命的孔子应定公之召出任中都宰一年，似颇有成效，“四方皆侧之”。后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并一度摄行相事，“于是诛鲁大夫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应该说，孔子治鲁的效果并不太坏。

孔子治鲁引起邻国齐人的恐惧，齐人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于是齐国实施反间计，选派齐国美女八十人送给鲁君。结果，鲁君沉湎于女色，怠于政事。鲁国政治已不可再有大作为，孔子只好开始周游列国，寻求可在政治上进行合作的伙伴。然而，或许因其主张不太合乎时君的口味，或许因为其他人际方面的原因，总之，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使用，反而落得个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处境。经过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孔子终于在暮年时返回故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时年业已六十八岁，这就是他所说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事实上，孔子在返鲁之后，除了偶尔对现实政治发表一些议论或建议外，他基本上是坚持“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而将主要精力用之于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也包括前此周游列国时收徒讲学，不仅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且使孔子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为其学派的持续发展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源。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一手开创了儒家学派，只是这一学派的正式创建应在孔子的晚年而不是早中年。

孔子是一个极端勤奋的人，又具有极高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见解。因此，当他一生奔波而无效之后，便在晚年返回故国。他已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无法在现实政治上继续努力，自已的历史使命已不在于以最为直接的政治活动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在于从理论上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中国社会的将来提供一种理论范式和结构模型。于是我们看到，在他返回鲁国直至他去世的那些年里，他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消沉。相反，他却以“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勉态度潜心于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献，其结果不仅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队伍准备，而且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准备和提供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智慧资源。后世中国之所以长时期地尊奉孔子以及他亲手所创的早期儒学，最为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孔子的个人人格，而在于他在思想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而孔子只是这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相对于后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孔子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皇皇巨著，更没有通过自己的著述活动去建构什么理论体系。孔子的思想贡献是通过那些具体入微的只言片语的讨论，通过那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态度进行古代文献的整理，然而正因为如此，孔子不仅建立起一个包容万象的思想体系，而且为后世儒者对思想元典的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思维余地。试想，如果孔子真的有系统且条理地著述，真的那样将各种原理、原则都作了详尽而周到的论述，那么儒学的后来发展或许应该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至少不宜创新与不断再生。故而孟子在讨论孔子的思想贡献时，所强调的只是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而不是以直接功利主义作为思维创造活动的唯一目的。据《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换言之，孔子思想体系之营构，既是对人类文明既往思想成就之集大成式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不以直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思维创造活动，后世中国采用与否，就不是孔子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