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读法

一、比较理想的《论语》注本

如果生活在汉朝，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论语》是通俗的，但因为是给孩子们读的，也要简单地注一下字词，因此，远在汉代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了。由于语言、文字、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历代都有为《论语》作注的。两千年后的今天，连古代注本也读不懂了，于是一些新注出现了。如果有人问我，你需要什么样的注本呢？我希望能够还原《论语》及其中主人公孔子本来面貌的读本。也许完全恢复不可能，那么就尽量接近原貌。最近读了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先获我心之感。

该书虽然用了一个颇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但是在书封面的眉端作者又注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就明确地表明这本读《论语》的书要还原该书与孔子的本来面貌，“孔子不是圣，只是人”。

我们曾有两千多年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不许稍有非议，也经过多年对孔子的丑化乃至谩骂，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平和的心态读《论语》，讨论孔子。不仅要“去妖魔化”，同时也应“去神圣化”。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于“热闹”抱有警惕。作者运用了近年来考古学和简帛学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能够有理有据地批评现今的无知妄说之徒，对于自清末以来“疑古”学风也有所矫正。这是“释古”的又一成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古往今来注解《论语》极多，到底它有多少注本？大概很难统计。就孙殿起《贩书偶记》记载其所过目的《论语》（包括《四书》）注本就有二百三十多种之多；１９１６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刊行的《〈论语〉年谱》中著录了《论语》注本三千余种。这些也大多还是民国以前的著作。入民国之后，西学东渐，不管对儒学肯定还是否定，更刺激了对儒学的研究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新学还是旧学，都有重新研究《论语》之举，又出现了不少新注本。

历来的《论语》注本可分两大类，一是阐释经义，辅导阅读。一是借注释《论语》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常说的“六经注我”，或“六经责我开生面”。皇权专制社会对思想控制很严，稍有离经叛道，就会招来灾祸，因此注经成为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

二、两本清末民初学者的《论语》注本

１、康有为的《论语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清末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个怪人，他持今文学派的主张，把孔子打扮成通天教主，凡是妨碍他立说的一概斥为是汉代古文学派的“作伪”。他的《论语注》也很有特色。他认为《论语》是曾子弟子所辑。曾氏之学“专主守约”，学识狭隘，不足以理解孔子之大道。曾氏弟子所辑的《论语》只能是“曾学”的表现。但康氏还是认为《论语》所记的孔子的话还是“实有微言”，因此他借阐释“微言”便把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和关于大同的观念注入到注解中去，以发“大同神明之道”。实际上“大同”只是孔子等儒者理想社会的标的，并非是力求实现的目标，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小康。康氏在注文强调《论语》中有力主大同的话语。如在讲“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说“端拱而致太平”，这个“太平”只能是“人人共之，以成大同”的社会。这离原文之意太远。

对于那些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语句，康氏不是作歪曲的解释，就认为是汉代刘歆所伪造。因为刘歆主古文学说，是康有为竭力打击的靶子。如注卷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被视为“道”不必使民知，对于老百姓只要支使他们去干就是了。康在注文中说：“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他认为“民可”二句，或是古文《论语》所窜入，“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

２、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杨树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语言文字学家，《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的叔叔。此注称“疏证”用陈寅恪先生话说就是“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陈《序》）。李零认为“此书虽有心得，而胜义不多”，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注本。作者在疏解每条文句时，都能把两汉以前相关的文字搜罗殆尽，读者可以据此互相比对，探索原文产生的思想环境。还以上面“民可使由之”两句为例。“疏证”罗列了八条。如引《易传·系辞》和《孟子》说明百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引《吕氏春秋》中的两个故事说明老百姓可与“乐成”（享受建设成果），难以“虑始”（开始时不愿投入）。引《说苑》言“愚夫愚妇”，弄不懂“圣人”本意，不可能说服，只要管理（牧）好他们就成了。最后引《淮南子》意在说明只有“神道设教”，愚弄百姓，才能使其有所规范。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到长远的利益，老百姓不可能理解，只能驱使，不必讲理。这样一罗列“民可”两句的真实含义即使不解释也清楚了。从这些条款中读者还可以感受到孔子当时为什么那样说、那样想。这有助于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序》中说的“间下己意”是指杨先生常在罗列古人意见后往往以“树达案”的形式，缀以三言两语，颇能判定是非，“解释疑滞”。如《公西华侍坐》章，“各言尔志”之后，孔子表示赞成曾点的意见。“树达案”：“孔子所以与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这比用“孔颜乐处”去解释更合理一些。

三、两个台湾学者的新注本

１、林觥顺的《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这是《耄耋学人读经心得》中的一本，此外在内地出版的还有《孝经我读》《礼记我读》之类。从这个副标题可知，老人已经八十有余了。书扉页上介绍作者说“祖籍湖南，现居台湾，幼承家学，数十年研习经史，并力行之”。在扉页上端还题有“读书的最高层次是读经”。可见作者是位崇孔尊经的老人。书中除正文以外，还分“注解”“释义”“心得”三部分。注文有时有新见，但有些“新见”出于老人对孔子及《论语》尊崇，不免穿凿。例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不作”就是不创新，古来很少异义。可是林先生将“不”解作“丕”，丕是“大”的意思，这样，“述而不作”的含义原来理解完全相反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夺”传统的多理解为“夺取”，而林注解释为“失落”。汉代孔子后代孔安国解释“三军”句说“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林先生批评这种解释说：“这是不忠不孝的子孙，昌言教人造反。违背他祖先孔夫子教孝教忠守礼尚义的教条。”如照林先生的解释这两句就没有了力度。再如“民可”两句，林先生重新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解作“肯”，“是心所愿”的意思。“由”解作“随众”，“不”解作“丕”。于是这两句话就成了这个样子：“庶民有肯向学者，可使由浅入深，由简而繁，谆谆善诱，终必丕可使知之于诗书礼乐的涵义精微。”在《论语我读》中孔子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