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生平与创作

《董贝父子》（１８４８）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他对现存秩序的永久性发生了怀疑，通过道德教育可以使善战胜恶的信念在他身上也已经开始动摇。他在愤怒和忧伤交织的心情下写了《董贝父子》。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润高于一切的原则。过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善良的”资产者已不复存在。作者塑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主人公董贝认为自己是统治全世界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地球是专为董贝父子公司在它上面进行贸易而制造的，太阳与月亮是为了给公司照明才存在的，他的妻子的全部效能是给公司养个继承人，她的死等于他丢失了一件小日用品。他教育儿子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他的冷酷、骄傲、睥睨一切的态度体现了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法则。作者还描绘了资产阶级压抑人性的形象。董贝不准他的儿子与姐姐玩耍，剥夺他童年的欢乐。他又不准妻子与女儿接近。这些表明资产阶级除了现钱交易以外，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还有任何其他关系。

《大卫·科波菲尔》（１８５０）是半自传体的小说，它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所有其他作品。它通过一个孤儿的不幸遭遇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司法界的黑暗腐败和议会对人民的欺压。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劳动者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作者还企图通过大卫·科波菲尔的最后成功鼓舞人们保持对生活的信心，极力培养读者的人道主义观点。这部小说最后仍以一切圆满作为结局，表现了作者的一贯思想。

《荒凉山庄》（１８５３）是一部色调阴沉·寓意深刻的作品。作者一开头就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１１月间伦敦的大雾和泥泞的道路，象征贪污、腐败和坑害人民的英国司法机构，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拖延２０年。仅诉讼费就把一对青年男女所应继承的遗产全部花光。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这部小说揭发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败坏，嘲讽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政府制度以及保守党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艰难时世》（１８５４）中，作者以漫画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纱厂厂主庞得贝最喜欢他的工厂冒的烟，说那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东西，因为那是他的幸福的源泉。他认为对人的爱是“愚蠢的幻想”，任何穷人若有同样聪明才智和事业心都会象他一样地平步青云。因此，工人本身应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作者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而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而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作者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艰难时世》是１９世纪重要的社会小说。约翰·罗斯金认为它是狄更斯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小杜丽》（１８５７）是作者后期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概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本质。小杜丽全家老小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先后被处终身监禁的情节，揭露了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朴实、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杜丽的形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也对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货身的克伦南姆夫人、贪财成性的主教加斯贝、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的银行家麦多尔以及盘剥有方的房东等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英国剧作家伯纳·萧曾说，是《小杜丽》使他走向了社会主义。法国评论家安·莫洛亚说，《小杜丽》象是一座“交织着无数情节的浓密的森林”。

《双城记》（１８５９）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更能反映作者思想的发展；在概括时代精神方面，它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当时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极为关注，眼见人民起义即将到来，他为之忧心忡忡。他既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也厌恶资产阶级新贵的恶德败行。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１８年的医生曼奈特的经历和一个农民的小孩死在贵族的马车之下的情节，反映了封建贵族对人民的迫害，预示革命必然到来。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人民在大革命中攻陷巴士底狱、惩治压迫者的场面。但作者又用宽恕的精神、自我牺牲的理想与革命暴力作对比。如贵族查理·达尼由于对本阶级不满，放弃了爵位和领地来到英国。在人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狱后，达尼被逮捕判处绞刑。卡尔登出于对达尼的妻子的爱慕，为了使她幸福，决心代替达尼受刑。作者把革命单纯看作一种报复行为，而多少有些忽视它的社会改革内容和历史意义。

《远大前程》（１８６１）是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小说：主人公匹普是个孤儿，由姐姐抚养，受雇于地主郝薇香家，与地主的养女艾丝黛拉相爱，一心想成为上等人。他无意中搭救的一个逃犯在国外发财致富，为报答救命之恩，送他去伦敦受上等教育，并让他继承一笔遗产。正当匹普满怀希望之际，艾丝黛拉却另嫁他人。同时由于逃犯就擒，遗产被充公，匹普只好前往海外谋生。后回国与艾丝黛拉相逢时，得悉他的丈夫已死，饱经忧患的一对情人终于结为伴侣，离开了象征着吞噬一切的地主郝薇香的颓败的旧宅。

这一时期狄更斯的艺术风格也有所丰富与发展，他的作品中幽默与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压抑的情绪和紧张的戏剧情节却占了上风。

４、晚期（１８６１～１８７０）：

狄更斯晚年的处境非常不幸。由于辛勤的写作而损伤了健康，与妻子的不和使他的心情十分沮丧；同时他又感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重，因此，以近乎绝望的心情写完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１８６５）。他把英国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亨利·詹姆斯曾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失败的一部，“它缺乏鼓舞人心的人和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而走向毁灭了。

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是狄更斯得了轻度中风之后才着手写的，未及完稿，作者即已去世。这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侦探小说，结构严谨，充满悬念。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狄更斯经常被说成是伟大的幽默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学上伟大的革新家。他描写为数众多的中、下层社会的小人物，这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地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英国１９世纪初叶的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并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他反映生活广泛、多样，开掘深而有力。他不采用说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现他的倾向性，而往往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读者的愤慨、憎恨、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用他们习惯的动作、姿势和用语等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人民的语言，以人物特有的语言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