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探究

【导语】

描绘儿童形象的初衷童年的印象，往往是人一生中最深的印象。童年生活对于人生往往是极有意义的，对于狄更斯来说，即为他将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在几乎所有他的长篇小说中，儿童形象不仅为数众多，而且颇有特色：有童年时代经历过各式各样考验的奥列佛 。退斯特；济贫院和贼窟里的儿童；资产阶级教育的殉葬品的牺牲者艾斯黛拉；不幸早逝的耐儿；艰苦生活的过来人、迷雾中的寻求者大卫·科波菲尔。

【作者简介】

狄更斯的童年经历过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化，忍受过失学和当童工的痛苦。但童年狄更斯是个天性好学、敏于观察的孩子。他带着孩子天真的好奇心，通过自家的窗口，观察英帝国首都一些角落的风光、人物和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成为作家以后选取素材的源泉。在十九世纪维利亚时代，类似童年狄更斯的遭遇，比比皆是。儿童的抚养、福利和教育，堪称当时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儿童题材，尤其是贫苦儿童题材，不屑一顾。在这样的情况下，狄更斯首屈一指，开拓一条塑造形象的新路。更斯塑造的儿童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苦难而不幸的、不得不忍受严酷的贫苦生活，甚或熬过在他人看来力不胜任的道德考验。对他来说，世界的残酷的现实的确感受到了！他们然具有儿童时代的形体，却没有儿童时代的轻的心、欢畅的笑和发亮的眼睛！正是这些儿童不幸遭遇，早熟畸形的笔下的儿童世界的惨淡调。作家希望通过他对儿童的描写来激动人，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使他们关注孩子的运，促使他们为千千万万个正在遭受或即将经悲惨遭遇的儿童设想并努力设法改变他们的状。

【探究】

探究之一：

追求无情的真实──狄更斯笔下的价值观

仅从“单独面对陌生世界”意义上讲，这种个人奋斗者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奥德修斯或俄狄浦斯，他们凭个人的机智战胜独眼巨人或司芬克斯的奇迹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自豪。但他们不能成为本文所研究的个人奋斗者形象，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命运或神的意志；他们又都是王者而决非平民。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中有两个著名的流浪者，一个是独力奋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另一个是自幼开始流浪的小癞子。他们是普通人，又几乎是完全单独面对社会（尽管堂吉诃德还有他的仆从桑丘）。但他们又缺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清醒意识：尤其是堂吉诃德，他已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１８世纪英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的鲁滨逊纳入考虑范围，因为他有着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清醒的目标与行为方式，但仔细思考我们又发现他所面对的仍是一个没有多少社会色彩的世界：荒岛，恐怖的黑夜，吃人肉的土人，这与他同时代的格列佛所面对的“小人国”、“大人国”的居民或“耶胡”十分相象，甚至同独眼巨人与司芬克斯所组成的古希腊神话世界的环境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

在西欧国家中，资本主义无疑是人类理性所选定的一种社会模式。作为这样一种社会模式，资本主义体制的意义就在于把人类从封建和宗教的压抑下解放出来。对于社会来说，这一解放加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业绩，然而，对于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一解放则显示了更为复杂的意义，主要有三重：第一，把他们推向动荡的生活，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生活的稳定。在这一重意义上它造成了生活的危机意识。第二，提供人们以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他激发了个人的活力，使人有更多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可能性，使人得以改变自身的命运。第三，它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它以丰富的物质生活、自由的自我实现引诱人们不同程度的自我扩张，这便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准则的出现。根据这一行为准则，小到“三十六计偷为上”的巴汝奇哲学，大到贩卖人口、贩毒甚至发动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战争，在这个社会里都会是司空见惯。毫不奇怪，如果巴尔扎克笔下做了法国政府官员的拉斯蒂涅看到了北京圆明园里的奇珍异宝，能指望他做一个梁上君子吗？

《大卫·科波菲尔》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骗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爱弥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威克菲尔一家的痛苦，海穆的绝望，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钱诱惑下一步步堕落的，最后落得个终身监禁的可耻下场。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探究之二：

在生活中挣扎奋斗──大卫·科波菲尔的人物形象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是那些具有明确的个人行为动机的人。因此，仅仅具有一番非凡的个人经历的人不能算作此列。因为，只有包含了个人利益的奋斗过程才能最真实地反映出人物在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问题上的精神境界。例如，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而奉献社会的人是伟大的人，能够坚持人的尊严而不去损人利己的人是高尚的人；反之，公开宣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是极端利己并且穷凶极恶的人，背地里捞尽油水而以正面形象标榜自己的人是伪君子；还有，只捞实惠而不顾自我形象的人，例如厚颜地宣称“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的，人们称他们为市侩。

但就大多数情形而言，人们正处于两者之间：他们不能全然牺牲自己而奉献社会，因为如果没有利己的行为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他们也不会做穷凶极恶的人，因为他们不堪承受那样铤而走险的生活；他们的荣誉感使他们不肯屈就卑贱的市侩，他们的善良本性使他们甚至不屑与伪君子为伍。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一般具有清晰的个人动机，他们既处于生活危机的边缘地带，于是便根据个人的愿望确定自己的目标。

大卫诞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由于父母的相继去世，他仅有的家产都被后父骗了去。他被迫当了童工，成了弃儿。大卫体验过与母亲一同度过的几年甜蜜的生活，更有一些善良的下层人民和破产倒运者作为朋友。因而他身处逆境时，内心的痛苦和反抗也就更强烈。大卫有一种屈辱感，他觉得本应享有的家庭温暖和学习权利被无情剥夺，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因而他的反抗就体现在摆脱屈辱、恢复或超过他后来的地位，以便实现他幼时的目标，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他用牙齿咬人来反抗暴行，又用“出逃”来摆脱童工的生活，他的“出逃”虽带有试探性，他的目标还是明确的，他把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姨婆的身上。由于机遇和奋斗，大卫成为名作家，大卫的生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从富裕入贫困的社会层，反映了家庭破产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产物带给儿童的灾难和创伤；第二阶段是由于姨婆的资助的偶然因素和大卫自我奋斗的主观因素，大卫从穷困到富裕，复归原来的阶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