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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礼无嗣终遭弃──读《氓》札记

龚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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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卫风·氓》(以下简称《氓》)真要算一首有个性、有批判力度的弃妇诗。

女主人公哀而有伤,不失清醒,一语道破为情误:“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她怨而敢怒,不失自尊,锋芒直指负心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难能可贵的是,她愤而决绝,不再留恋,宁被遗弃遭人谤:“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至于她不得不从氓这面凸镜里看自己,不能不透过男性这扇窗看社会,说白了,这半是有些无奈,半是“礼”崩而“礼”在的世俗使然。

作为春秋时期的一面镜子,《氓》折射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旧礼教对女性的摧残。作为一首有个性的弃妇诗,它留下的悬念,更给人以想象和解读的广阔空间。掩卷沉思,人们不禁要问:一位美丽热情、任劳任怨的女性,而丈夫又是两小无猜的儿时伙伴,她理当得到爱情和幸福,可为啥婚后竟遭不幸、受尽虐待而终被遗弃呢?

对此,吴建民先生是这样解读的:“氓的反复无常,用情不专,这是导致女主人公被弃的最根本原因。”“他以贸丝为由而与女主人公认识,为得到爱情而‘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设法接近,一旦得到爱情,便马上要求娶亲,结婚后就一反初言,甚至‘至于暴矣’,所以,氓是一个始乱终弃、言行反复的负心汉。”(《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第1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平心而论,吴先生的解读有很大的代表性。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男性,氓确有“反复无常”的一面,但亦不能排除真心喜爱女主人公的一面,不然氓就不会那么坦率、主动而急切,包括因“子无良媒”而“愆期”时的“怒”,甚至敢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雷池。试想,倘若不是两情相悦,女主人公就不会“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卜筮“无咎”后便“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并希望“及尔偕老”,亦如吴文所说“沉浸在爱情和新婚的幸福之中”,以至后来还“遥想当年欢乐幸福的爱情生活”。当然,就“反复无常”的一面而言,笔者并不否认氓的乖僻、虚伪、软弱乃至薄情、凶狠、暴虐,然而它毕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诚如人教版(试验修订本)语文教材“至于暴矣”之注解所言,是“对我逐渐虐待”,而非“结婚后就一反初言,甚至‘至于暴矣’”,何况燕尔新婚的她正魅力无限呢!并且,这又不能全归结于性格因素,因为氓尽管试图逾越却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观念和世俗的束缚,结果败下阵来,他妥协了,屈服了,甚至由此而心理变态,竟去伤害心爱之人,“至于暴矣”。

氓是否“始乱终弃”?照吴先生的解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即“用桑叶的‘沃若’暗喻女主人公的年轻貌美,揭示了氓追求女主人公的原因;”“桑之落矣,其黄而殒”则是“用桑叶的黄落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消逝,容颜衰老,揭示了氓抛弃女主人公的原因。”于是,氓与她的结合就毫无爱情基础可言,而是基于对女色的占有欲,是不道德的玩弄女性,即“始乱”。而干嘛“终弃”,怪就怪女主人公如今咋“人老色衰”,成黄脸婆了?于是,那似乎只“耽”于“沃若”式女人的氓,真个就把以往的“信誓旦旦”抛诸脑后,脸不红心不跳地“士贰其行”、“二三其德”了。

那么,“始乱终弃”是否有悖论之嫌呢?我不想妄下断语。形象永远大于思想。“桑”之“沃若”与“黄而殒”,其比兴蕴涵本可见仁见智,只要不即不离、言之成理。从表层看,吴先生的解读蛮合乎氓“始乱终弃、言行反复”的推论,而从深层推敲,却置自己于尴尬境地,更置女主人公于尴尬境地,因为氓的“始乱”就意味着女主人公不正经,而这首诗的微言大义,便又回到了老而又老的“刺淫奔”,成了“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而这,就触及到笔者想讨教的关键处,就需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来审视。

《氓》大致产生于春秋初期至中期即东周时期。这时期,那“崩”而尚在的“礼”,好似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仍极大地影响和束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君不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诗经·郑风·将仲子》里,一位青年女子透过其内心独白,便道出了她对男友试图越墙幽会畏惧不已的原因:“岂敢爱之?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岂敢爱之?畏我诸兄”,“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哎呀呀,你听听,你看看,一张无形大网就这样从家庭一直撒向社会,再经“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竟是如此的令人窒息,而“父母之言”、“诸兄之言”和“人之多言”所形成的众口嚣嚣的舆论环境又是如此的森严恐怖。而《氓》诗里的女主人公,恰恰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挣扎着。

于是,徐陪均先生认为:“这首诗所写的婚姻悲剧,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与礼的矛盾与夫权对妇女的压迫。”“这位女子开始时是在集市上与一平民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来又乘垝垣相望,显然与礼有悖,终遭丈夫的休弃,兄弟的讥讽。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旧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因而导致了婚姻悲剧的发生。”(《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徐先生把休弃之因归结到“情与礼的矛盾与夫权对妇女的压迫”,归结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旧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归结到“私定终身”、“与礼有悖”,这确是很有见地的见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根本上澄清了女主人公对自主婚姻的向往不是“淫奔”,氓对她的追求亦非“始乱”。何况“私定终身”时,女主人公因意识到“与礼有悖”,故有“愆期”之举,并郑重解释“非我愆期,子无良媒。”接下来,尽管“畏我父母”和“父母之言”,“畏我诸兄”和“咥其笑矣”,甚至不排除“人皆贱之”,但她毕竟在所经受的种种折磨中“女也不爽”:“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那么,女主人公之被弃,在婚后究竟有啥悖“礼”之事呢?据《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由此“七去”之条,对照《氓》诗,似乎有三条与她相关。首先,便数犯“淫去”,但前面已作分析,且时间又在婚前,故不再罗嗦。其次,“妒去”这条大概也沾不上边。女主人公对氓虽有“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指责,但终嫌笼统模糊,不像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中的“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明显暗示了休弃之因是丈夫的喜新厌旧;退一步从纳妾来揣想,“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似乎表明,氓即使有“用情不专”之花心,也缺少纳妾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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