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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主题之辨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大公中学 唐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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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可以说是李白的惊世之作,诗人以其变幻莫测、雄健奔放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展现了古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险要地势,描绘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图,它集司马相如地汪洋恣肆与屈原地雄奇瑰丽于一体,想象宏阔而飞动,壮景夸张而凝练,文气浩荡,横空出世,傲然高耸于大唐的诗空,引得历代文人为之折腰。无怪乎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读此诗时赞叹道:“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唐]孟《本事诗》)。唐代诗论家殷蟠也称赞:“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河岳英灵集》)。宋陆时雍叹云:“驰走风云,鞭挞海岳”(《诗镜总论》)。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更是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忧杜说:

此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根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推说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害房琯、杜甫,这首诗为担心房、杜安危而作。

2、刺琼说:

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小人,李白写此诗是用来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琼有反叛之心。

3、讽喻说:

此说出自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根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问君西游何时还”句,认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难到蜀地,李白写此诗地目的是劝谏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应心怀国家安危,回到长安。

4、咏蜀说:

此说出自明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自为“咏蜀耳,言其险”“风人之义远矣”。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持此说,认为这首诗只是歌咏蜀地罢了,“别无寓意”。

5、劝谏说:

此说出自《唐诗鉴赏词典》,从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李白当时已经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写作此诗诗劝谏唐玄宗预防割据者发动叛乱,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加以佐证,认为李白的预见是正确的。

6、送别说:

此说见复旦大学的《李白诗选》,从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和李白后来的诗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推测李白极言蜀道艰险难行,表现诗人对友人入蜀安危的关切,希望友人早日归来。

7、仕途说:

此说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此说见周丽洁的《李白》。

8、歌颂说:

此说认为全诗反复咏叹“蜀道之难”,实则是在极力歌颂历代蜀道开拓者的那种大无畏的崇高牺牲精神,表现了对彻底征服“蜀道之难”的一种呼唤与希求。此说见王克俭《李白诗选》。另外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认为这首诗“气魄宏伟、豪迈,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针对以上八种解读,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根据李白的生活经历和前期的思想发展,再联系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史实,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谛。

对于前三种解读,明胡震亨在《李诗通》中曾加以考证。予以批驳,“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严武出镇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于贺监(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此数说似并属揣摩。”并认为“必有一人一时之事,不几失之凿乎?”胡之“咏蜀说”虽见解独特,但思想过于狭窄。“劝谏说”纯属主观臆测,荒谬之至。“送别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歌颂说”则更是胶柱鼓瑟,牵强附会,荒唐可笑。而“仕途说”则颇有见地。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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