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的悲剧人生及其特点

以上对中西悲剧不同特点的看法，明显是不全面的。上说所谓中国悲剧模式如说成儒家文化的悲剧模式，尚可商议，而中国文化并非儒学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纵观中国历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剧就有其独特性。班固曾猛烈抨击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班固认为屈原个性太强，“露才扬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标准。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场说这番话的，故不奇怪。而他这种正统观念在千百年历史上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承认的是另一种意见。时代较早的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提出发愤著书说，并在《史记》中歌颂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异行之士，对历史上悲剧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多数士人的观点，屈原也是历代人们仰慕的对象。与屈原几乎同时的庄子也是个体精神强烈之人。他追求的是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汉晋之际，这种个体精神尤为突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云：“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谓汉晋之际士的“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见《士与中国文化》）日人森三树三郎甚至把魏晋时代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象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都是个性极为强烈的人，他们不同流俗，风标突出。他们也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

由上述可见，对中西悲剧精神不应作简单区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更不能以一种模式来概括。

三

很明显，李白的悲剧精神更倾向于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模式（近似于所谓西方悲剧精神），与庄子、屈原以至魏晋名士的悲剧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价值。他自视极高，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说自己“出则以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在《玉壶吟》中说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陆时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随后给裴长史的信中也是软中有硬，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民间传说他腰间有傲骨，不能弯腰，正说出他性格上的特点。他在《古风》第三十六首里说道：“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在《鞠歌行》里说：“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都透露出他在安陆时期处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东鲁。天宝初，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很快又遭受谗言，被赐金放还。这也说明了李白个性太强，不愿屈从于权贵，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宁愿保持人格独立，而不愿为富贵妥协于统治集团。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样混迹消融于官场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律的，一切从自己的性格出发，重视个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纵使碰壁，也不回头。他不太重视人际关系，不及时调整与适应周围的人与环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此他终生都没能与“谗”字脱离干系。他这种自律性行为与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律式行为不同。裴斐先生认为“从言行所显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却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个性论》，《中国李白研究》１９９０集·上）所言极是。

其次，在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选择上，李白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是大济天下，当功成名就后，就回归自然，作个隐者。他要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他所欣赏与效仿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苏秦、张仪、郦生、韩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个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苏秦、张仪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视王侯，戏万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在个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追求自由自在，与儒家的道德规范甚有距离，全然没有庄重谨慎的大臣模样，所以玄宗认为他“非廊庙器”。李白自己也认为“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清人应时在《李诗纬》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称之曰‘狂’。孔子曰：‘狂者进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岂孔子所谓‘狂者’与？”即认为李白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进取的狂者，这正说出李白与儒家思想的分别处。李白诗中在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后，总要说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实际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长，精神的独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游天姥吟留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与陶渊明一样，当建功立业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时，他选择了后者。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家、神仙家、任侠、纵横家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都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尘世却同罗网难以挣脱，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剧。

当然，各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只是外在条件，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对他产生影响还在于他本身有与这些思想契合之处，有利于其生根成长的土壤，这就李白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精神气质，亦即人们常说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