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新作刊出鲁迅死因两代人难释于怀

《收获》杂志第3期，刊出了周海婴先生新近撰写的《关于父亲的死》一文。在文中，周先生重提了若干年前的那桩公案，即他叔叔周建人、母亲许广平和他本人对鲁迅死因的疑团。

周文说，１９４９年７月，建人叔叔即致信他母亲要“查究”此事。信中提到：“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延误。记得你告诉我说：‘老医生（即须藤先生───周文原注）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案之一。’”并希望母亲趁上海已经解放，“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一直到晚年，他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向他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

周建人曾对周海婴说，鲁迅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 U N 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他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

周建人说，鲁迅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报告，许广平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周建人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肯透露。

须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解放后，许广平几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日本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周家治过病的医生。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周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许广平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周建人听了就对鲁迅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去找须藤医生吧。鲁迅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许广平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周海婴说，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鲁迅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许可，进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先生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鲁迅躺在床上消极等死？

周海婴在文章最后写道：如今他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他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对此他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煸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话实说。”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