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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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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伟大史学家,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宇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 ‘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椅询问。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

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 “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四、编写 “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 《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 《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 《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 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 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 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戌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溢号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且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溢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 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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