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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28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晚年归心佛学。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50岁。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对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的严峻现实,面临着“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时代危机,龚自珍以其关切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和治世精神,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时政弊端,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社会主张。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又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龚自珍全集·平均篇》)龚自珍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严峻现实,如果不加工厂改革纠治,郁之也久,民之也必暴,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其次,龚自珍猛烈揭露了封建官吏的残酷罪行和腐化堕落,指出封建官吏的寡廉鲜耻、巧取豪夺,是社会黑暗、时代危机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封建官吏惟求个人功名利禄,不去关心国计民生,毫无经世致用之才,颇有苟安求荣之奸。他说:“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他们醉心利禄,荒淫奢侈,“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结党营私,不思治世,浮沉取荣,求循资序。这些封建官吏,昏庸腐败,把持朝政,必将导致国家衰亡。

第三,龚自珍认为,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亦是社会衰落的原因之一。社会风气的腐败,国家政治的黑暗,是由“霸天下之氏”造成的。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

封建君王的绝对极权,是建立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制度基础上的。为了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威,他们“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残酷的专制统治,导致封建官吏多是逢迎诌媚、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整个社会形成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衰落局面。

社会时政的黑暗腐败,导致了人心世俗的败坏堕落。龚自珍指出:“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人心世俗的败坏,必将导致国家社会的覆灭。因此,龚自珍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依托春秋公羊学的义理,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理论。

龚自珍将公羊学的“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的三世说,加以改造,认为“世有三等”──乱世、衰世、治世,指出乾隆盛世之后,道光时代已进入貌似治世的衰世时代,衰世的出现预示着乱世的到来。要医治衰世危机,必须要进行变法。他说:“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改革变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惟有改革变法,才能拯救时代危机。他进一步强调说: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他认为,社会发展、朝代更移,莫不是因于救治时代弊端的改革变法,如果拘于一祖之法,惮于千夫之议,必将招致国家灭亡政权转移。因此,龚自珍指出封建君王自我进行变法,是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龚自珍提出的变法主张,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制度内部、由封建君王自我进行的变法。他的变法的主要内容,在于救治时政弊端,而非变革封建制度。其主张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平均分配土地,发展社会生产:

龚自珍认为,救治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在于“尚平”,历代朝政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富悬殊。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如果贫富不均,“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必须实行平均土地的“田相齐”政策。他指出,实行古代宗法制,建立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然后按宗授田。同时,在田相齐的基础上,还要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禁种禁食鸦片,以求实现富国强民。

2、修改封建礼仪制度,取消科举八股取士:

龚自珍指出,君王权威过于专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不仅造成上下之间离心离德,而且危害社稷民生。对于臣见君主,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殿陛之仪,龚自珍认为,这种礼仪制度,导致君臣关系相悬相绝。他主张,对于繁烦森严的礼仪制度,应当依古法以求变通,实现君使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和谐关系,这样“内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为谋,则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废不举?”(《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一》)同时,龚自珍还主张,在君臣权力分配方面,应当实行君臣共治天下的方法,限制君王的过重权力,加强臣吏的治政权责。

龚自珍还主张,在科举制度上,应当取消八股取士,实行策论取士。他指出,八股科举取士,导致了士人穷心力于无用之学,成官吏无治世之才。这种治与学分离的现象,造成了整个官僚制度的腐朽和人才的匮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龚自珍在揭露了时政弊端和提出了变法主张之后,指出如果不实行变法,改革弊端,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乱世。他曾明确地说: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可见,龚自珍已深刻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发展,决定了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不进行变革,其结果必然是“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全集·尊隐》)。

二、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批判上。康乾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整个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沉湎考据训诂,脱离现实社会的空疏学风,士人学者为了免遭清王朝的迫害,大都醉心于故纸堆中,不敢议论时政国事。脱离现实社会,不言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导致学术发展转向了繁烦杂陈的考据训诂,整个社会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了扭转学术风气,造就有用人才,龚自珍抨击了当时的学术弊端,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扼杀。

龚自珍虽然研治经学,但他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汉、宋门户之别,而在于寻求经典义理,倡导社会变法。因此,他对当时风靡社会的考据之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繁烦杂陈的汉学是“琐碎饾饤”,“不谈性道”,“黜空谈之聪明,守纯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以至于“积数十年之功,始立一术”,“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龚自珍全集·陈硕甫所著书序》),它拘于烦琐,蔽塞义理,脱离现实,无补世事。而宋学则又空言心性,游谈无根,他认为,宋学家空谈义理,同样无益于社会稷民生,有背于孔子之道。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如视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视空谈义理为扬圣人之学,皆不合于儒学本旨,而有害于世道人心。他强调,为学当以经世致用、康济时艰为目的,而不可沉迷考据、空谈义理。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门性与天道。”(《龚自珍全集·五经大义终始论》)“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子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龚自珍全集·江子屏所著书序》)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册为阐释圣人之道,但不可泥守一端,脱离社会。龚自珍认为,训诂考据是认识儒学义理的必要工夫,明晓义理是训诂考据的目的,而学以致用、补益世事才是治学的根本宗旨。而现时的空疏学风,是将道、学、治三者分离,治学与治世的相互分离,导致了士人学者以至官吏大臣,学用脱节,不通治世,耗精神心力于无用之学,通名物制度无经世之功,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

龚自珍进一步指出,整个社会匮乏有用之才,士人学者不知礼义廉耻,这种现象的出现产生,究其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摧残扼杀。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对人们实行的是“戮其心”的统治策略。他们对于人们,“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生,而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由于人才遭到扼杀,导致了“士不知耻”的严重现象,他指出,“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士不知耻,“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社会没有经世致用的有用之才,整个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走向覆灭。他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人才的多少差别,关系着社会的兴衰存亡。因此,龚自珍呼唤着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出现。他做诗言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可见,抨击空疏学风,呼唤有用人才,是龚自珍社会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专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魏源:《魏源集·定庵文录叙》)同时,他又从事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变法改革,对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曾评价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此,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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