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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赏析

石泽镒

新学网 > 语文 > 人教课标本八年级下册 > 五柳先生传 > 《五柳先生传》赏析

1、自况与实录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既为“自况”之文,当然属于“自传”之列,“实录”应该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况,乃比况、比喻之义,采用“自况”之法写自传,表明作者意在隐去真身,以五柳先生为喻体写出自身的性格与情趣,这便是运用文学手法写出的自传。文学性的自传与实用性的自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是以“实录”为尚,但在取材与表现手法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实用性自传往往以写事件、写行状为主,有比较稳定的格式,语言则力求简明、质朴,并且只能用第一人称叙事;文学性自传往往以写意、写神为主,在不违背“实录”原则的前提下,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人称的选用也是比较灵活自由的。《五柳先生传》便是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写出的自传,从内容来说,则是一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自画像。

写自传,无论是实用性自传还是文学性自传,一般都是从叙述姓氏、门第和自身经历开始,但《五柳先生传》的开头部分却只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便割去了与世俗的许多牵挂。“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说的虽然只是“号”的来由,却也是用写意的笔法,极为传神地写出了五柳先生不屑于世俗的姓氏、门第之争,只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而怡然自得的神态。也为自传的主体部分具体写出他的志趣与性格作了良好的铺垫。这在名门士族盘踞高位、寒门士族沉郁下僚的魏晋时代,也是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愤然于世俗的心理反映。

免去了具体身世和行状的描写,却仍能为时人“谓之实录”,原因何在?就因为传中所写的性格与志趣,不仅充分体现在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在他中年以后出仕与归隐的全部人生经历中。

2、自娱与示志

主体部分以“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为总纲,对传主的志趣与性格特点,从三个方面作了简洁而又传神的陈述:一是“好读书”,二是“性嗜酒”,三是“常著文章”。

“好读书”。五柳先生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求甚解”法,二是“会意”法。前者说的是广闻博见、拓宽视野的博览法,亦即浏览法、速读法。旨在从多读、快读的过程中寻觅自己的所得。这是一种以读书为“自娱”的快乐读书法。后者说的是读书之乐的真谛所在。陶渊明在《与子俨等书》中也有过自述:“少学琴书,偏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里的“开卷有得”与“每有会意”便是同一个意思。这两种读书方法,都是当今学子应当继承的良法。

“性嗜酒”。在《五柳先生传》中,仅仅提及一条,即“家贫不能常得”时,依靠“亲旧”的“置酒而招之”,还有更为甚者,略举几例如下:

一是为筹酒资而做官。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文中说,“余家贫,耕值不足以自给”,亲友们便劝他去做官。只是苦于“求之靡途”。后来,“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这是指他做彭泽令一事,为何要选做彭泽令?只因“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又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述,他去彭泽上任伊始,就急忙告诉家人:“公田悉令种秔”,并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

二是为筹酒资而收受馈赠。颜延之在做始安郡时,“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三是置酒待客,别具一格。据肖统《陶渊明传》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诗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不仅是活用此典,恐怕也是此风仅有的继承者。

陶渊明的“酒风”不仅是他生性“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动体现,也是他为“酿造”诗文不可或缺的“酵母”。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写文章。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相反,陶渊明却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其“乐道”之情实已溢于言表。从展示个人的情趣来说,这既是他“不慕荣利”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他长期安贫乐道,以书、酒为伴的必然结果。又是在“文章观”上的返朴归真。是他用“诗言志,歌咏言”和“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古朴传统对御用文学观和功利文学观的反拨。

由于能以“颇示己志”而“自娱”,才使他的诗文能够成为他展示个人独立品格的有效工具,也是他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语)的根本原因。

3、平生之志

他的“志”又是什么呢?作者在结尾部分通过“赞曰”作了一番自我表白,这也是作者仿效史传体例对传主的身世志趣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避开了抽象的议论,引用黔娄、元怀氏、葛天氏这三位远古的名人贤士作类比,又直接引用黔娄之妻赞颂黔娄的原话,突出了陶渊明所特别向往的他们那种“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陶文引作“汲汲”)于富贵”的“志士”情怀,这种引用,对传文主体中的叙事所特有的内涵也具有“点睛”的作用。

《五柳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学者们大都根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断定为陶渊明做江州祭酒以前,即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渊明28岁以前。此传便是他还没有“出仕”之时的言志、抒怀之作。对于他后来的弃官归隐,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那“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典故,却少有人提起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的自述:“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至于他“弃官”的具体方法则是事有凑巧,让他找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借口:“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至于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如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所云:“寻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去志久决,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

作者(选自《阅读与写作》2001.10,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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