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帝芬·茨威格

斯帝芬·茨威格（１８８１～１９４２）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他为著名文学和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和传记，使他享有很高的声誉。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佩特罗波利斯小镇上的警察被告知在罗阿·刚卡弗斯大街３４号，一对有名的外国夫妇自杀了。

那个死去的男人是作家斯帝芬·茨威格，６０岁。女人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特曼，３３岁。病理学家认定他们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到４点钟之间死去的，服用了巴比妥，一瓶矿泉水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遗书放在带邮票的信封里，书桌上有一只削过的铅笔。那儿还有一份文字，题为《声明》，写给本市市长。标题是葡萄牙文写的，内容却使用了德文。此信表达了作者对所受到的热情款待的谢意。这封信的旁边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有关我的狗的安排”。

这样的场景看上去更像在精心准备一次旅游，而不是自杀。

１９４０年，即他去世前两年，茨威格在流放生活中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驱使他自杀的线索。

在回忆录里他写到，“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那麽重要，以至于要把自己的生活写给别人看。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考验，这使我有勇气写一部书，在这本书里我是主角，或者说，是关键人物。

我于１８８１年出生在哈普斯堡皇室统治下的一个大帝国，但不必在地图上找了，它已被抹掉，并且无迹可寻。

我生长在维也纳，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欧洲大都市。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离开，因为它即将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我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都被付之一炬。

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在哪儿，我都是陌生人。欧洲，我的精神故乡，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它在又一场兄弟种族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自我毁灭了。

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们是一点点富起来的，到后来变得非常富裕。他们的生活是典型的所谓“上等犹太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维也纳的文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扫地出门，事实上，我所说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情况，在上个世纪的维也纳约有１到２万户像我父母那样的人家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

然而，萨拉热窝的枪声，顷刻间击碎了我们赖以成长的和平而理性的世界。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萨拉热窝，一位年轻的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大公的遗体在大公妻子的陪同下到达特里雅斯特港口，帝国以隆重仪式安葬了他。

这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外交家们和各国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在二战爆发初期，我完成了最出色的小说《昨日的世界》。这部自传体小说唤起了自己，也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乐园──昔日的维也纳的记忆。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查尔斯皇帝宣布奥匈帝国改为联邦制国家，１９１９年９月和１９２０年６月签定了圣杰曼条约和特里安农条约，条约批准了由同盟国拟定的重建欧洲计划，奥地利共和国就此诞生。

在２０年代，萨尔茨保成为我的避难所和我的城堡。我在战后衰败的维也纳城里感到很不自在。

１９３３年的焚书大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幻想。

在奥地利被纳粹吞并后，我写下了《昨日的世界》，我甚至能够理解斯特劳斯在《沉默的女人》中的想法。

当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后，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曲即将完成。几个星期之后，德国各歌剧院接到命令，严禁演奏非雅利安人的作品以及任何有犹太人参与制作的作品，不用说，里查德·斯特劳斯将放弃这部作品，谋求和别人的合作，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封又一封地给我写信，询问我的想法，他说，正好相反，由于他正在为管弦乐编曲，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下一部歌剧作词。为了确保成功，他采取了我所不喜欢的办法：通过接近权力人物使自己成为纳粹音乐协会的主席。

斯特劳斯和纳粹的合作是有目的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唯艺术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漠不关心。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合作不只是对他个人极为重要，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子，他害怕他的孙子被学校赶出来，因此他对他的新主人竭尽侍奉之能事。

当我得知我母亲在维也纳去世的消息时，我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哀伤，相反，我感到平静，因为我知道她终于可以免于危险和折磨了。

第一道维也纳法令中有一条对我母亲打击很大，她８８岁了，双腿有些颤抖，她习惯了每走５到１０分钟在凳子上歇一歇，而希特勒主宰这个城市还不到一周时间就颁布了禁止犹太人坐在公共凳子上的残酷法令，幸好，我母亲可以永远免受这种野蛮和羞辱，她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去世。

我越来越频繁地给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写信。流亡生活加深了我和这位科学家之间的友谊。

１９３７年，我给弗洛伊德的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维也纳，我就感到沮丧。我想到了你！你的平静使你成为我的榜样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

大师回信道：“怀疑和研究并肩前进，我们只是发现了真理的一小部分，眼前的现实看来非常残酷。”

弗洛伊德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３日在流亡伦敦时去世。我当时也在伦敦，是一个“从敌国来的外国人”。在他的同乡的葬礼上，我用德语说道“西格门德·弗洛伊德通过他的工作，使这门语言优雅丰富、更加高贵。”

没有他，对２０世纪的思考和理解就会完全不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还将仍然以狭隘的、不自由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判断和感知。如果我们试图在人类心灵的迷宫里有所进步的话，就要用他的智慧来继续照耀我们的道路。西格门德·弗洛伊德创造和发明的一切将在未来的路上指引着我们，只是他本人已经离我们远去。

在外国的土地上一个人会逐渐磨掉了自尊，同样也磨掉了自信和自强以及从前我引以为豪的四海为家的想法。只被一种感觉占据着，那就是我应该为每一口呼吸向外国人民表示感激。我曾经训练自己的心脏训练了近半个世纪，希望它能够像一个上等人一样跳动，这都是徒劳的。

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不得不完成这最后的使命，巴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我，以及我的作品提供了美好的归宿我要对它表达真心的感谢。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我不希望被葬在别的地方，我的祖国对我来说已经消失了，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也已经自我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