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的不羁诗魂

２００５年４月７日下午，我和现代文学馆的北塔如约访问老诗人牛汉先生。因为出租车司机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北塔就打手机问牛汉先生。当我们来到八里庄北里小区门口时，却见牛汉先生早已伫立等候了。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亲自到小区门口迎接我们这些晚辈，真使我们感到于心不安。我忙说：“牛汉先生！哪能劳您驾，亲自迎接我们！”

牛汉先生不以为意地说：“没事！我出来走走，也省得你们找了。”

身材高大、有着蒙古族血统的牛汉先生如此平易近人，且又如此体贴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实在使我感动。

我们随牛汉先生来到他的家。牛汉先生把我们让进他那兼作卧室的书房。书房不大，陈设简单，书籍却非常多，书架装满了，这还不算，还在书桌所靠的墙的上方，钉上了一个书架，又堆满了书，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

牛汉先生向我们让座，还亲自给我们沏茶。因为与牛汉先生交往多年，还时时能在各种诗歌会议上见面，相当熟识了，所以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坐在这样一位蔼然长者面前听他说话，就好像幼时坐在慈爱的长辈面前听故事一样，不仅感到分外亲切，而且会被深深地吸引住。北塔本来与人约好，三点钟就要离开。可是他听着听着，竟忘了时间，以致那位朋友打来手机，他这才抱歉地另约时间。

深深吸引我们的是牛汉先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很难想象，从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那平静的语调中所叙述的，竟是如此坎坷、曲折，甚至还带有几分惊险的、不寻常的命运。以前，我只知道牛汉先生在建国初被打成胡风分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历尽磨难。而在这次访谈中，我由此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牛汉先生谈到他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牛汉先生说，他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就回家当农民了。种了三四年的地后，他父亲又当了小学教员。后来，他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毕业。说到父亲，牛汉先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父亲旧体诗写得很好，我家有全套的《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进步杂志，都是他订的。我小时候就受到他的影响。我爱诗，爱画，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耳濡目染影响了我。解放后，父亲恢复了党籍，任天水地委文教部部长。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出来后，父亲也受到株连，后来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送去劳改，干背石头的重活，历时两年，结果活活累死了！”说到这里，牛汉先生神情黯然，他觉得是他连累了父亲。我们都一时陷入沉默。

不一会儿，牛汉先生恢复了常态，我们又一次被他的叙述所深深吸引。他说到他和战友如何乔装打扮，深入伏牛山区搜集情报，险遭杀害。这段富有传奇性的惊险经历，以前我还没有听说过，真像在听一段惊险故事。

然而更吸引我们的是牛汉先生的人格魅力。

牛汉先生说，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性。游牧民族的习性就是酷爱自由，不受拘束和限制，主张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特别强调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追寻远方的人生境界的重要。正因为如此，他在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直至“文革”结束，在长达数十年的逆境和磨难中，始终维护知识分子，乃至人的尊严，不随波逐流，不谄笑媚俗，显示了一位蒙古族诗人的堂堂正气，铮铮铁骨！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牛汉像他的祖先一样，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生他养育他的土地。他说：“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战争和动乱年代，我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从来不做客观冷漠的旁观者，更不做逃兵。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劝我出国定居，我说我不会出国定居。我热爱这片土地！即使受到很大的委屈，也不能离开祖国！”

我问牛汉先生对当今诗坛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派论争的看法。牛汉先生说：“我和两派的不少诗人都认识，我觉得应该强调学术上不同看法相互交流，相互激励。年轻人嘛，好胜，吵架可以，但吵过后还是朋友。我不主张形成绝对的二元对立。对于年轻人的诗，开始我也曾感到很难读进去，有些不适应，但是仔细想想，经过宏观的、全面的、深入的思考后，觉得逐渐理解他们了，这些年轻诗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尽管他们都没有受到过长期的历史的束缚，但是这些年来，诗歌界比较空漠、浑浊，他们只能努力创造诗的出路。他们的努力应该受到肯定。”我又问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看法。他说，当时现代主义有固定的定义，已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界说。如奥登、里尔克等现代主义诗人，他们自有其语言特点，他们的人文历史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参照，但不能生搬硬套。我们不能完全抛弃民族传统和语言特点。“我主张写现代诗，写现代中国的诗，不要轻易宣扬主义。”他认为，语言并不是消极的工具，语言与作家是互动关系。语言是有生命的，渗透了文化和智慧。诗的语言是活的，不能按照规定好的条条框框去创作。他说，他不喜欢把“制作”、“实验”这样的词与写诗联系起来。他主张“创造”、“发现”，更喜欢用“生成”一词。“如果先有个固定的形式、固定的格式，然后表现自己的感情，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不大同意，也不理解闻一多的话：“戴着脚镣跳舞”，我不喜欢这句话。好像最聪明、最智慧、最美好的就是戴着脚镣跳舞。其实，没有脚镣跳舞不是更好吗？徐志摩当时就说过：“中国新诗需要更大的自由。”

我听他这样说，心想：这是符合他那追求自由的不羁的性格的。

“那么，您反对写格律诗了？”我问。

牛汉先生答道：“我不反对写格律诗，我没有说写格律诗就失去自由了。写格律诗可以，我不认为格律是枷锁。格律是自然形成的，是根据这首诗的节奏、意象自然生成的，这是这首诗的生命形态。一首诗有其独立存在的生命，不是重复过去，都是与众不同的艺术生命。我写每一首诗都像写第一首诗一样，不是先有固定的框框。”

我问他对目前诗歌界的看法，他说：“我对目前诗歌界不是悲观的，不是反感的，而是一种关心的，是诚恳的关心，我密切地关注目前诗歌界的变化，抱着殷切的希望，而这希望一定能实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就像春天一定会来临一样。”

牛汉先生确实很关注目前诗歌界的情况，他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诗歌刊物和书籍，他还多次参加各种诗歌会议。所以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保持着信息的畅通。他所知道的事情甚至比我还多。除了在国内参加各种诗歌会议和活动外，牛汉先生还去过日本和韩国参加诗歌会议。今年６月７日，他还应邀赴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他的诗荣获马其顿文学节杖奖。牛汉先生向我展示了奖牌和马其顿节杖。

牛汉先生最后对我说：“我八十多岁了！别人认为是老朽了！我倒不这么看。我不是老了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麻木了！我没有麻木，没有忘掉，正面的、反面的、快乐的、悲伤的，都不会忘掉。当然，记忆力比以前还是不行了。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我要把经历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这段历史写下来。因此，我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

我们都非常赞成牛汉先生写回忆录，这是对文学史，对后世读者的宝贵贡献。

老先生一口气讲了一个下午，无论是讲者和听者都忘记了时间，我一看表，已经五点了，赶紧起身告辞。牛汉先生又执意要送我们到小区门口。当我们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他老人家仍伫立在那里，我心头不禁热浪翻滚，久久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