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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探索

一、管教严格的家庭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别号有任公、沧江、中国之新民及饮冰室主人等。广东省新会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逝世,死时五十六岁。

梁氏的先祖是由中原向南方逃亡的难民,曾经遭受宋明亡国的痛苦。在他曾祖父以前,世代耕田,勤朴地过日子。他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他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平时常为乡人排难解纷;母亲赵氏,非常贤慧。

梁氏幼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接受的,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曾教他读书。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他的言语举动如稍不规矩,即遭受责骂;当他十二岁考取秀才时,他的父亲仍然要他操作劳役。母亲生性温良慈爱,不过对他的督促也很严厉,不但教他读诗书,而且教他做人的道理。梁氏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曾追述他六岁时因说谎被责的情形说: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知为何事忽说谎一句,……不久即为我母发觉,……当时被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我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以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由此可见母教对他影响之深,直到晚年还感念不忘。

梁氏的祖父不仅教他读书,而且常拿古时圣贤豪杰的言行勉励他,对于宋明亡国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不厌其详的讲解给他听。像“崖山遗恨”、“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反清的历史,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

二、勤勉不懈的治学

梁氏聪慧过人,求知欲特别强烈,从小便勤读不懈。他六岁时便读完四书,八岁读完五经。年幼的时候,因家贫买不起书,家里只有史记和纲鉴易知录两部书,他几乎每天都读,差不多全部可以背诵。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成立,会中购有很多西书,他也几乎全部都浏览过。民国七年他去欧洲考察,在船上五十天看完两大箱近一百册的日文书籍,由此可以看出他勤读的程度。他为了想看懂西书,曾努力学习英文,在四十多岁漫游欧洲时还跟好友丁在君学习英语。

他常因讲学和著述,废寝忘食,甚至影响健康;民国七年春夏间,曾摒弃百事,专心于中国通史的著述,数月之间写成十余万字,以致患病吐血多时,通史的著述因此停顿。他到了晚年,仍然致力于著述,毫不懈怠;去世前夕,卧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还在赶写未完成的著作,其勤勉治学的精神实属罕见。据估计,他一生一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平均每月写三万字左右。他常一夜之间不眠不休地写上几千字,由此也可见其才华之卓越超群。

三、正气懔然的性格

梁氏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具有中国读书人的性格,正气懔然,只要是义之所在,即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去完成。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的党人四处抓人。参加政变的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皆被斩首;其它牵涉新政的人,不是被充军,就是被革职,或被监视起来。梁氏当然也是被通缉的要犯,但他在八月六日却出现在日本使馆。他到日本使馆并不是去避难,而是自动去赴难的:他以牺牲个人生命为条件,恳求日本公使营救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其悲壮之气感动了日本公使,不但没有将他送给清廷,而且还帮助他逃亡日本。他在日本时,吴稚晖等人在日本大倡革命,遭到清廷官吏的猜忌,因此清廷请求日本政府递解吴稚晖等人回国。梁氏一向对吴氏甚为尊敬,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曾经气愤地对清廷大加指责。

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利用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力言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又有杨度、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极力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梁氏深知其中阴谋,就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骂袁世凯一顿。据说,当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袁曾派人送二十万金给梁氏祝寿,这样厚重的贺礼不但被他拒绝,而且他还把这篇文章录下来送给袁看。袁又派人告欣他,大意说:“你亡命已经十余年了,逃亡的苦味也应该尝够了,何必还要自讨苦吃?”他却笑着对来人说:“我过去对逃亡很有经验,我宁愿过逃亡的生活,不愿意在混浊的空气中苟且偷生。”他这种不畏权贵、不受威胁利诱的胆识,多么令人敬佩!

四、爱国救国的热忱

梁氏一生热爱国家民族。他曾说:“爱国两字,近来当做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这是何等感慨!他的爱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他一向被人认为是维新派,其实在光绪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他推满清的革命救国的行动,虽然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也颇足称述。在革命行动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曾打算和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携手合作;初步的合作是办了一种名叫“中国秘史”的杂志,刊登宋明亡国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自此以后,他和中山先生的来往日渐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只可惜由于康有为的从中阻挠,未能成功。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间,他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他对学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学说,鼓舞他们努力革命大业。那时留日学生当中主张排满最激烈如戢翼翚、沉云翔等人,也常常来大同学校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

民国成立以后,他为了国家的生存更表现了无比的爱国救国行动。在民国四年为了护国讨袁曾经好几次出生入死。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蔡松坡宣布讨伐袁世凯以后,梁氏即在上海各报发表讨袁文字,以等待各省的响应,可是等了三个多月却没有动静,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广西响应的消息来了,陆荣廷派唐绍慧来上海,准备迎接他去广西;并且说只要梁氏一到,广西马上独立。于是他急着要去广西,事先和大家约好分途前往,以免被人发觉。他预定先到香港,再由安南偷渡入镇南关,但不料在上海的住所被侦探包围,袁世凯捕拿梁氏就地正法的命令早已通行各省。后来他得到日本武官青木的帮助,才幸免于难。他到香港以后,改乘日本货船到海防,由日本农场主人深夜以小艇来接,步行了三天,才抵达镇南关。这次沿途吃尽苦头,遭遇了许多危险。后来他又冒险前去广东见龙济光,终使龙氏就范。护国讨袁能够顺利成功,梁氏实在是功不可没。

民国七年,徐世昌任总统,而大权则操在督办段祺瑞的手中;段为了要向日本借款,不惜以山东权益让给日本作为交换的条件。梁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是以北京政府特使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于是坚决对这丧权辱国的和约,拒绝签字。他以一个北京政府派去的特使,为了国家的利益居然敢对政府的“政策”,这种为国家的大义而不计牺牲小我的风范,深为国人所仰慕与赞赏。

五、日新又新的思想

梁氏常受人批评的是他的思想往往前后矛盾,这点他颇有自知之明,不过由此正足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求新之中,他自谓“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表现出他始终不落伍而力求赶上时代适应环境。

他的思想可说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凡西洋各种新思想和学说,只要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他无不接受而加以提倡。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这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就和康有为的学生麦梦华办了一种小型杂志,名叫“中外纪闻”,宣传民权思想。次年,他又办了一种刊物,名叫“时务报”,提倡民权的言论较前更加激烈。光绪二十二年,他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常在批改学生的笔记中提倡民权思想。

他又是清朝末年提倡女权极早的一人,在光绪二十二年就已经鼓吹女子教育;他以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而女子有没有受教育与国家的盛衰有极密切的关系。他极其对女子缠足,在光绪二十三年,曾经和汪康年、麦梦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不缠足会”,提倡天然脚;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当时全国相习成风的情形下,这种反传统的主张,正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新颖。

六、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的感情非常丰富,他的一生行动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当他的看法和老师大不相同时,他就既不盲从,也不缄默。例如康有为是对革命的,而梁氏在早年则赞成革命,他并不因为康有为对革命就不敢和他争辩,他常引述希腊哲学家的话:“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实在就是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却深信科学。民国七年,他到欧洲考察,为了要彻底了解欧洲的实况,在同去的人当中,他还特别物色了一位科学家丁文江(在君)同行。丁氏曾经在英国专攻地质学和动物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梁氏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都有深切的认识,他本来就长于历史,后来更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创下了史学统计的研究方法,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对科学的笃信不移。

民国十二年春夏之交,丁文江和张君劢两人为了人生观问题而发生争论,双方参加的学者达数十人,但由于没有把讨论的前提确定,结果成为一场混战。梁氏曾为此写了两篇关于科学玄学论战的“战争国际公法”和“人生观和科学”的文章,希望能够藉此促使他们真正为真理而辩论。他在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里说: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这种客观谦虚和审慎公允的态度,又是何等的契合科学精神!

最难能可贵的是梁氏最后竟以身殉于科学。原来他在民国十四年曾患小便出血症,一直找西医治疗,最后竟因西医错误的诊断和手术,不但病没有治好,而且加速了死亡;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对科学的信念,实在令人钦佩。他自住入北平协和医院以后,直到临终的最后一刻,他始终相信医院和医生,没有半句埋怨;他在临终时还遗命将他的尸体捐赠给协和医院作解剖研究之用。他这种为科学为真理的容忍和牺牲的精神,实在伟大。

七、三育并重的见解

梁氏虽然不是纯粹的教育家,但他的教育主张颇多可取的地方,其中三育并重的见解,今天读起来犹足发人深省。他以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原是“三育并重”、“德术兼修”、“文武合一”的,可是自从仿效外国教育制度以后,不仅使中国固有的精神荡然无存,而且仅仅袭取了外国的皮毛,连西洋教育的根本精神也未学得;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我国古代“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教育。所谓“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教育,是和现代“智德体”三者并重的教育相似而不尽相同的。梁氏认为近代“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不足包括人类整个心理;而健全的教育应按人类的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而分为智育(智)、情育(仁)、意育(勇)三方面,三者并重,才是圆满的教育。他说: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纔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他这段话是说明圆满的教育不仅应包括智、情、意三育,而且还要以达到智、仁、勇的完成状态为理想,所谓完成状态,就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如何才能“不惑”、“不忧”、“不惧”?梁氏说: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能。”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爬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需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他以为在知育方面,如果能够具备相当的学识,则能明白事物的条理,辨别是非的标准,这样自然能够不惑;在情育方面,如果能够看透成败得失的道理,则能体会人己的合一,这样自然能够无所疑虑而做到不忧;在意育方面,如果能够做到心地的光明磊落,不为劣等的欲望所牵制,则能见义以赴,不避危险,这样自然能够不惧。

八、理想国民的塑造

梁氏鉴于我国国民一般的缺点,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吸收东方和西方道德的特点,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民的标准,他称之为“新民”。这个标准不但在当时是有价值的教育,就是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努力去实践。

梁氏所望的“新民”有下列的特点:

1、要有公德心:

新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公德心。中国一般人一向只注重私德,而缺乏公德心。可是公德心比私德更重要,因为公德心是维持团体生活不可缺的:如果一个团体的国民缺乏公德心,这个团体的秩序就很难维持;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缺乏公德心,这个国家所举办的各种公共活动也很难发生效果。

2、要有国家观念:

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很淡薄,一般人只知道有个人、有家族、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其实,国家比个人、家族和天下都重要:如果没有国家,个人也失去了依附;国家一旦灭亡,个人也无法生存了。所以新民应该爱国家甚于爱个人,爱国家甚于爱家族和爱天下。新民应该有为了国家虽然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

3、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

人生原就充满了困难和忧患,假如没有进取冒险的精神,就永远为困难和忧患所制服;人民进取冒险的精神愈盛,其国家也愈强。

4、要有权利观念:

权利就是个人有资格享有某些合法的利益。当这些合法的利益受到别人侵犯的时候,我们应该依法力争,以确保这些利益而不坠。如果大家都有权利观念,就会各守本份,和尊重别人的合法利益。

5、要了解自由的真义:

自由不是放纵,也不是不受约束;自由是和秩序、法律相伴而来的。一个人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团体的规则。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团体的规则,这些都是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守法,他就不会侵犯别人的自由,这样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6、要有规律的生活:

新民的生活是自治的。所谓“自治”,就是规律的生活。新民的饮食、起居和作息,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7、要认清义务:

新民要认清纳税和服兵役是个人应尽的义务。现代的国家,一方面要靠人民纳税,办理各种事业,以谋人民的福利;一方面要靠人民服兵役,以巩固国防而保卫国家的安全。

8、要能够自尊:

所谓自尊,就是新民必须具备有不受威胁、不受利诱的独立人格。

9、要有毅力:

毅力就是坚毅不挠的精神。个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必须不屈不挠,奋斗到底。

10、要能够合群:

优胜劣败为人类和生物生存的公例,虽然优胜劣败的原因不止一端,但能否合群却是重要的原因。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不被其它生物所消灭,也就是合群的效果。中国人只有个人没有团体,形同一盘散沙,所以一遇到外来的侵略,就不能团结对外,这种恶习应该赶快改正过来。

11、要做社会的生利分子:

新民必须是社会的生利分子。所谓生利分子,并不是要每个人直接参加到生产事业里去,凡是能够保护生利的人,像官吏、军人和医生等,也都是社会的生利分子;凡是能够增加人类知识,改进人类品质的人,像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也莫不是社会的生利分子。

12、要有尚武精神:

中国国民的体质一向十分文弱,当此列强逼境的时候,尚武精神尤其不能缺少。

13、要注重私德:

私德和公德并不是相对的名词,而是相关的名词。个人必须有私德然后才能有公德,聚有私德的个人,才能组成有公德的团体。私德醇美的个人,虽然并不一定公德完备,但只须推其私德,不难兼具公德;但私德恶劣的个人,必无公德,所以私德可说公德的先决条件。

14、要具政治能力:

一个政府是否健全,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无行使政治的能力。要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

此外梁氏所论尚多;惟由以上所举,已可看出他所塑造的理想国民,应该具有的各项人格修养了。

九、讲学育才的晚年

梁氏早年从事教育的生涯不多,到了晚年从事讲学育才,却极为辛勤。他自民国九年从欧洲返国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自此以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讲学育才的工作。

他在民国九年曾为办理中国公学捐募基金;又组织共学社,编译各书;发起讲学社,聘名哲讲演。

国十年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这年十月以后,又应京、津各学校的邀请,曾作公开讲演七次。

民国十一年四月起,梁氏应各学校和团体的邀请,曾作学术讲演二十余次。这年春天曾在清华学校讲学;八月末旬在南通中国科学社年会讲演;十月下旬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为讲学过劳,以致患心脏病,但讲演仍然没有停止。此外,他为了谋求中国公学的发展,仍然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

民国十二年梁氏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于天津,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创校计划未能实现;他又和同志创办松坡图书馆;七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九月起在清华学校讲学。

民国十三年春,他在南开讲学。

民国十四年九月初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这年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民国十五年梁氏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仍在清华讲学,并忙于三馆馆务和学术讲演。

民国十六年梁氏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并担任人生哲学一课。

综观梁氏的晚年,其讲学育才的辛勤,较同时代的任何教育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梁氏曾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可说是如愿以偿。

十、思想言论的影响

要举出一个清末民初在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尽力最多、贡献最大和影响最深的人,我们不能不说那就是梁启超先生了。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远较他在教育上的成就为多。

梁氏在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他既不盲目于新学,也不固执泥古,他对于我国过去思想界各家思想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束缚,使我国二千年来殊少杰出的大思想家,即使有也只能托古而存,毫无独立精神。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提倡思想自由,力图破除这种思想界旳痼疾。清朝末年,我国思想界虽然粗率浅薄,但朝气蓬勃,这不能不归功于梁氏的倡导。

其次,梁氏对于新思想的输入和宣扬,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光绪二十二年他主编时务报,数月之间竟销行达三千份,为我国自有报纸以来空前未有的现象。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二十八年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等,这些报纸杂志对于开民智、振民气,都有极大的影响。已故德劭学博的蒋梦麟先生曾在他所着的西潮一书中说:

“他(指任公)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能源泉。”

“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

新民丛报只刊登和发表梁氏著述的一部分,影响已如此重大,其它可想而知。

梁氏见解新颖,笔锋锐利,感情丰富。他所发表言论的字里行间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凡读过他的著作或听过他议论的人,莫不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他的影响。如果说梁氏是使中国思想走上现代化的功臣实不为过。我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他在鼓吹和宣传上的功劳也不可没。萧一山所着的清代通史中有一段话说:

“……内地之宣传,人心之趋向,大半皆任公之力。当余总角受书时,即曾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也。以后再造共和,扑灭复辟,其遗徽更不可磨灭矣。”

世人多以保皇责备梁氏,殊不知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在初期,多赖于梁氏言论的影响而能普遍深入;梁氏的政治思想,固然直接地兴起宪政运动,实际上也间接地促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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