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字·五十年——廖玉蕙访问王鼎钧

台北世界新闻大学教授廖玉蕙最近有纽约之行，趁便访问了资深作家王鼎钧，提出问题击中要害。她回去写成访问记发表，甚受台湾文坛重视。兹由王鼎钧先生征得廖玉蕙教授同意，把其中自述在文学创作途中摸索成长的部份摘出，由本刊发表，以供海外同文欣赏参考。王鼎钧写作五十五年，访问稿只用了四千字，脉络分明，要点俱在，有心人读了、可从少少中知道多多。

一、谈《左心房漩涡》与《千手捕蝶》风格改变

１９４５年，我的文章第一次印在报纸上，如果从那时算起，我已写了五十五年。时间这么长，环境世局在变，文学思潮在变，我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生经验的解释也在变，我的文章怎能不变？内容既然变了，形式的变化也自然一同呈现。

试举《左心房漩涡》为例。１９８０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观望了一阵子，确定海外关系不致伤害亲友，就写信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这种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必须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而且迫不及待。所以《左心房漩涡》在自传《昨天的云》之前写成，面目腔调和《昨天的云》不同。

至于学生说难懂，我在六十年代初期也说现代画难懂，所谓难懂，真实的语意是不喜欢、不接受、不共鸣。我想您的高足说我难懂，恐怕也是如此吧，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报应。

二、谈散文的出位

“散文的出位”，好一个精釆的标题。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我为散文寻求厚度密度和象征性，向小说戏剧取经借火。七十年代，有学问的人告诉我西方正兴起“文体之综合”。

说到文体的综合，诗人和小说家偶而也有出位的现象。我编过副刊，爱登诗人写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诗而来，现在我马上想起余光中。我也常请小说家写散文，他们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小说而来，现在我马上想起端木方。有人说，（恕我忘了是谁说，）他们不算出位，他们是“越位”这个说法也很好。

他们的越位也许是当行本色、自然流露吧，我的出位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跟当年学写小说有密切关系。概括的说，我曾进入小说的城堡，不能久驻，临行时带走了一些家当，自立门户。下面再作交代。

您提到“出位”与文艺奖的关系，我不清楚。现在我读书少，记性差，有一个印象，散文出位很风行。杜十三的文章如电子音乐，既似管乐，也似弦乐，如果单以管乐作比，既似木管乐器，也似铜管乐器。庄裕安出入千门万户，游走自如。亮轩笔下，文体的界限有时是见仁见智的不定线，得心应手，走向“法非法”的境地。简媜诸体杂揉，五色灿烂，难以逼视。这些出位的作品，我猜都是有意经营的了。

三、何以能至今写作不辍

我离国以后，受各种冲击，一度失去文学表现的能力，后来得佛教的帮助，重建自己，不但继续写作，还有蜕变。我是基督徒，并未改变信仰，说个比喻，我是拿着基督教的护照，到佛教办了个观光签证。我曾说，作家一旦发现有甚么方法可以使他写得更好，就像商人发现赚钱的财路，军人发现致胜的武器，一定不肯错过。佛法对文学创作有帮助。

我一生都在学习。我从读中国古典起步，后来历经新文学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我经历左翼挂帅，党部挂帅，学院挂帅，乡土挂帅，到市场挂帅。每个时段我都学到东西。在思想方面，我从孔孟、耶稣基督、马列、佛陀面前走过，都没有空手而回。我能融汇贯通。我生生不息。所以我一直能写。

我热爱文学，只有写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长期间，我也有过别的机会，我徘徊歧路，最后仍然拥抱文学，这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天才横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脉纵横的作家，现在快要八十岁了、更不是前景开阔的作家。我深深知道，没有人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须好好的写，让人家还值得一看。

我必须尽心尽性写文章。所谓“尽心”，尽我自已的心，指写作的态度。所谓“尽性”，引用《中庸》的说法：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尽人之性”指内容题材，“尽物之性”指媒介工具和形式结构，关键在一个“尽”字。我觉得写文章很像开独唱会，每一次登台，每一首歌，都得卯足力气，没有谁可以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如此这般，对文学的心也只尽到一半，还有一半，靠各位主编“不遗在远”。

尽其在我是否就一定得到读者呢，那可难说。“三年得二句”而“知音如不赏”，那也只得由他。我常说，文章本身有它自已的命，它跟谁有缘，跟谁没缘，缘深缘浅，缘聚缘散，有我们不知道的定数。现在市场挂帅，在成本的压力下，出版文学作品的风险很大。这几年我又出版了几本书，得感谢“尔雅”有情。

四、关于写作计画

当我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曾经奉行计画写作、意志写作，那时候，压抑了许多内心的创作冲动，可是大计画也都没能实行。现在不同了，我又回到文艺青年的时代，写作靠突然心血来潮，明明知道有许多文章应该写，怎么也写不出来，因此得罪了几个朋友。到了这个年纪，交新朋友很难，得罪旧朋友很容易，你没有甚么用了，他早就等机会舍弃你，连一根稻草也不肯担待。那也只好由他。

我曾经想写一长篇小说，题目叫“遗嘱”。在我的想象中，台北有一个老翁，一个外省人，他的儿子死了，留下孙子。他深感自己年事已高，有一肚子话要说给孙子听，可是孙子又还没有长大，听不懂，他决定写下来，留给孙子以后再看。小说的内容分四大部份：第一，咱家原来在那里；第二，咱家怎么会到这里来；第三，咱在这里做了些甚么事；第四，咱们以后还得做些甚么。我那时已经相信艺术家应该没有“立场”，我会写得很客观。

林海音女士听到有这么一回事，打过两次电话给我，催我快写。她那时还在办“纯文学”月刊。也有人警告我写不得，认为这个故事可能引起误会，好象影射蒋总统后继无人。我有一个弱点，不能同时做两件重要的事，我得找一段很长的时间，集中精神写这个长篇。老天爷不给我机会，“遗嘱”胎死腹中。

到了符合条文规定的年龄，我立刻申请提前退休。我向国家社会借时间。

我有个最后的心愿，写四册回忆录。第一本《昨天的云》写故乡幼年，第二本《怒目少年》写我经历过的抗战时代，这两本已经出版了。第三本写内战，第四本写台湾，写到１９７８年我离开台湾为止，以后移民海外的日子就不写了，我觉得我离开台湾就没有生活了。你听，这个计画像不像“遗嘱”还魂？我现在能写得更客观。

第二册国忆录是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为何拖了六年未见下文？实不相瞒，内战的经验太痛苦，痛苦产生幻灭、怨恨、咒诅，我不想传播这些东西。生活经验需要转化，需要升华，需要把愁容变成油画，把呻吟变成音乐，这个境界到今天才可望可及。叼天之幸，风中之烛未熄，照明度未减，众多目光犹与烛光相接，手指虽不能握管，幸有中文计算机可以救济。

四册回忆录，最后写台湾的一本是“大轴”，我所闻、所见、所受、所施，对台湾的文学史（尤其是五十年代的文学史）有许多补充。当做文学作品的素材看待，我想指出“外省人”在因果中的生死流转。我愿意暗示人人都在造因，住在台湾和住在大陆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我说过，作家应该没有立场，也就是苏东坡说的“空故纳万境”。我希望亲爱的台湾同胞、大陆同胞现在能包容我的感受，将来能认同我的感受。我想尝试借着我收到的讯号，窥测人类历史的密码，供有缘人分享。这本书将努力避免议论评断，上述的著作宗旨透过“出位的散文”来达成。

五、对诗、剧本和小说的涉猎

我本来的抱负是写小说，写长篇小说。１９５１年，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三位老师，得张道藩先生支持，办“小说创作研究组”，我报名应考，蒙他们录取。为了写小说，我勤练散文，散文是小说的基础。为了写小说，我读诗，诗开启想象力，增加对文字的敏感。为了写小说，我揣摩戏剧，取法戏剧的结构。我也读文艺理论，那时的观念是，作家必须有理论修养。

很惭愧，小说写不成，这里那里有人找我写散文，写剧本，写评论，这好象是公民投票，大家决定我不能写小说。我多年举棋不定，最后弃子投降。我志在散文，但是怎么也忘不了诗、剧、小说，学习总是有益，诗，小说，戏剧，渗入我的散文，大大的改进了我的作品。

我是真正的职业作家，台湾三十年，海外二十年，我的工作不离写作，稿费有时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有时占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符合职业作家的定义。我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居多，并非如您所说出于“喜欢挑战的个性”，而是出于守分随缘；不是根据“游戏说”，而是根据另一个说法：“职业，就是给你钱，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些作品，人家要我写，正好我自己也很想写，这是“天作之合”。四十五岁以后我争取自主，《碎硫璃》近似“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左心房漩涡》如一场热病。晚年偶而写诗，更是莫之至而至。隐地兄“不容分说”给出了个诗集，我好象七十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也很窘。

六、谈纽约艺文活动

纽约华人的艺文活动，以画展和音乐会居多，很蓬勃。华文作家常有新书出版，世界日报和佛教团体都为作家办过很轰动的新书发表会。纽约市还没有华文作家的读书会，有作家组成的华文作家协会，还有纽约笔会，北大笔会，海外中国作家联谊会。

谈到文学刊物，立刻想起报纸的副刊。纽约市有四家华文日报，以我自已的感受来说，世界日报的副刊最丰富，最亲切，也最及时。我是读副刊长大的，四家日报的副刊我都看，而且每天看，“一个也不能少”。只要多走几步路，台北中央日报的副刊也看得到，我每星期去“阅览“一次，风雨无阻。加州有一个美华文学月刊，很受两岸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人注意，我也每期都看。

纽约人都很忙，办演讲会不容易。有时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找我主讲，我总是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演说的人才。当然也有不能推辞的时候，我只得事先写好讲稿，再三斟酌修改，非常劳神。凭我写广播稿的训练，我对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都有安排，声调也有讲究。我必定在讲稿里放一点点好学深思而得的意见，也必须有小故事小幽默，也使用我从戏剧学来的欲擒故纵、似虚还实的小狡狯。我能使听讲的人满意，但是不能让很多人都来听讲，也就是说，他若来了，不虚此行，可是他未必肯来。我只能到这个段数，所以应该藏拙。

我的个性内向，很少参加群体，现在体力不济，一动不如一静。只有一件事：如果有人找我讨论写作，我知无不言，只要给我时间，我言无不尽。当年三位老师热心教诲，我无以为报，只有照《新约》的一句话去做：“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不过，现在真正用心想把文章写好的人减少了，好象认为“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