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问题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你一生处理了很多的外交事件,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后来在中美建交30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再也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问题了。虽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搜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写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那莫厚厚的一摞,还有七本书。都看完了,我也晕了,记不清看的是什莫。虽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

真是准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把握住问题的走向。

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

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随即阐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势力在冲突和较量中所达到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把他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作了一番分析和解说。

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认为很有深度。虽然我看了那莫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问题,但事先准备绝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做功课。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还算是一个勤奋的人。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

19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体重在300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什莫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为她为什莫?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

我做电视已经17年了,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至今我也没有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经历了许多事业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莫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候,还在进行商业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不是这样的。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位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好像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听完,我就心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奋地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

在我职业生涯的前15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得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法。那末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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