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封影响中国进程的重要信件

(一)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在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就是著名的“完整准确论”。

邓小平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复出，那么他为什么要给中央写这么一封信呢？又为何在信中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呢？1978年7月22日正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持、鼓励胡耀邦，邓小平专门找胡耀邦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回答了我们上面的疑问：“我那个‘完整的准确的’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信完全是冲着“两个凡是”而来的。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为压制广大群众要求为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平反，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呼声，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提出来的。按照“两个凡是”做下去，“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遗留问题也解决不了，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要继续观察，还在思考。当他看到3月14日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时，邓小平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他提起笔，非常慎重地给中央写了4月10日这封信。为了把他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传播到党内，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没有不妥，希望中央把他这封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印发党内。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由于一开始就考虑到向党内转发，邓小平在信中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非常含蓄。但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要鲜明得多。在中央转发他的信的前夕，大约是1977年4月底，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前往西山征询他的意见。这两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两个凡是”最完整的表述就出自于这篇社论)和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与审定。一见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并在党内继续宣传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观点，抵制与消除“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为日后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吹响改革的号角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李先念写信。他写道：“工大祝词，我又考虑了一下，加改了两段，这是比较重要的改动。”

信中所说“工大祝词”，指的是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这篇祝词以《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修改定稿的，是邓小平推动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祝词最初是由会议筹备组起草的。

1978年9月下旬，邓小平视察东北回来，看到讲话稿，觉得不理想。10月3日，他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讲话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这个稿子很平淡，没有鼓动性，稿子应有新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接着，邓小平提出稿子内容应包括实现现代化、发扬民主、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教育工人爱厂如家、反对派性等内容。他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民主和法制在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没有法，他就乱搞，确实不行。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除了搞刑法、民法、诉讼法以外，还要搞经济立法，如工厂法。要搞立法，总得有个立法机构才行。在讲话中，邓小平还介绍了他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希望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业务工作上来的思想。他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在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政治运动，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在党的十一大明确把揭批“四人帮”运动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要尽快结束，需要有相当的胆略和勇气，也让听者为之一震。

胡乔木等人很敏锐地感到了邓小平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把它写进了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10月8日，邓小平把胡乔木等重新起草的讲话稿一边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核阅，一边还在作进一步的思考。10月10日，他又在稿子上加写了两段话：(一)“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二)“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这两段话实际上是把改革作为党的方针，作为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由于事关重大，又由于工会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了，来不及在中央常委或中央政治局内部讨论，于是，邓小平专门写信给华国锋、李先念，请他们核阅。因此也就有了这份珍贵的手迹。

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的思想，实现了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