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马史

中国畜牧业史中，以养马的历史最为丰富。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开始养马。由于马在战争、交通、仪礼及耕垦曳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很早就被称为“六畜”之首。历代政府因战备需要,多大量养马,并设官管理。民间也养马以供耕驾。至汉、唐时期，养马业臻于极盛。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尤以养马发达、牧草肥美、精于骑术著称。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大量增加、牧地相对缩小，加以统治者实行禁养等原因，致使官民养马均趋于衰落，清代以后尤为明显。传统牧场也因过牧、滥垦及沙化而大为缩减，草原养马业已无复往日的繁荣。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它们都曾生存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于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于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于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于此。

西南产马区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于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于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于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象。在中原，马术始见于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于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于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于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于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①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于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于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②阉割术。③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④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于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征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