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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诞生

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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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27日晚,有一位身躯矮胖的年轻人来到了八道湾十一号,他敲开了前院一间朝北的房门,迎出门的是刚搬来不到一星期的鲁迅。

这位年轻人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报人、编辑家孙伏园,时年27岁,原是鲁迅在山会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其时,孙伏园正在北京《晨报》主编副刊。他笑嘻嘻地对鲁迅说:“先生,我们报纸新添了一个栏目,叫做‘开心话’,每周一次。您给我们写点东西吧。”孙伏园深知,鲁迅向来同情和乐于帮助青年人,他的请求不会被拒绝的。鲁迅那时虽然居住条件很差,晚上睡在作通道的屋子里,只有一扇后窗,连好好写字的地方都没有,但他仍然答应了孙伏园的请求。

写什么呢?这时,鲁迅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打杂的短工,赤背,赤脚,黄辫子,厚嘴唇,头戴一顶黑色的、半圆形的毡帽,那帽边翻起一寸多高。他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叫阿d吗?这位阿d对一切新鲜事物都看不习惯,甚至看到学生们穿黑色袜子都火冒三丈,认为一定是“新党”。他叫阿dn吗?这位阿dn爱跟人打架,但总是吃亏;虽然脸上一块青,头上一块肿,却骂得很起劲,使围观的人反认为他是胜利者。有次他喝醉了酒,居然跪在一位娘姨面前,连声哀求:“你给我做老婆!你给我做老婆?”他叫阿kuei吗?这位阿kuei常小偷小摸,并将偷来的东西变卖,有时卖鸡,有时卖铜火锅,有时卖古砖。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光复,绍兴城防空虚。阿kuei在街上大嚷:“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不,还是让主人公叫阿q吧——鲁迅终于这样决定,因为“q”这个字母就像阿q后脑勺坠着的那条辫子。把阿d、阿dn、阿kuei的身影都汇集到阿q身上来!

写阿q干什么?真是为了寻开心吗?当然不是。多年来,鲁迅一直在深刻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竭力探索中国人的灵魂。他感到中国人在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样,已经长达4000年了。他想勾画出这种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画灵魂,目的是重铸国民的灵魂。而要重铸民魂,首先需要正视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好比人体的耻部,暴露出来难免令人羞涩,但人类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孕育,在那里诞生吗?

在提笔为阿q作传的时候,鲁迅不禁想起了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的一本书一一《中国人气质》。早在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就读到了这本书的日文译文,译者涩江保,书名被译为《支那人气质》,东京博文馆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前后在中国居留了半个世纪,通过观察,调查,阅读报纸、小悦、民谣、戏剧,他总结了中国人的一些优点,如节俭、勤劳、生命力强等,但更多的却是剖析中国人气质中跟现代人性格不协调的部分。比如,他认为“面子”的观念是了解中国人许多重要性格特征的钥匙,而所谓“面子”则包含有不重事实,只重形式的做戏的成分。另外,在人际关系中也缺乏诚与爱。例如衙役押送犯人时忘了带脚镣,就轻易把犯人的手掌钉在大车上;即使在宗教崇拜中也缺乏虔诚,比如捐款修庙,有的信徒只捐250个铜钱,却在功德簿上记1000个铜钱的帐。鲁迅虽然认为史密斯对中国人的评价“错误亦多”,他所谈的“中国人气质”也不包括全体中国人,但他希望中国读者“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立此存照(三)》)鲁迅在东京时就曾跟友人谈论过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痛恨何在?他们同意史密斯关于中华民族缺乏诚与爱的看法,认为元、清两代奴于异族是重要的历史根源。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所以,要改良我们的民族性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铲除奴隶根性!

在留日归国之后的岁月里,鲁迅一直在继续开掘中国人的灵魂,思索疗治民族精神创伤的药方,以期实现他青年时就立定的“立人”的文化纲领。他发现中国人自命为爱中庸,但在行动上却常常过激,并不中庸。不少中国人不敢或不愿睁眼看现实,却用“瞒和骗”的手段造出奇妙的逃路。中国人爱说自己爱和平,其实是爱斗争,自己斗,也爱看别的东西斗,诸如斗鸡、斗牛、斗鹌鹑、斗蟋蟀、斗画眉,古代还有斗鱼。闲人围着呆看,还借此赌输赢。有些中国人似乎患了健忘症。健忘,固然可以脱离精神的苦痛,但也因为健忘,往往会重蹈覆辙。比如做儿媳时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样虐待儿媳;未当官时痛骂官吏,一旦当官跟前任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就这样,鲁迅在深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出了阿q这样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却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片瓦寸土,长期寄居在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小庙——土谷祠中。他说他原本姓赵,但因太穷,财主赵太爷认为他不配姓赵,于是他从此就被剥夺了姓氏。他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阔人可以三妻四妾,被视为体面的事情,而他只因跪着向一位小寡妇吴妈求爱,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赔了钱,而且断了生路,只剩下一条万不可再脱的裤子。阿q这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使鲁迅深感悲哀。

然而身为奴隶的阿q却不思反抗。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使鲁迅深感悲愤。阿q的性格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简言之,就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阿q炫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又幻想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唯独不正视不名一文、连老婆都娶不起的现实。阿q明明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却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宽自解,于是心满意足。他被人抢走了偶尔赌赢的钱,还挨了一顿乱打,于是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别人。这种自我分裂,自摧自戕的办法,又使他转败为胜,心满意足。在阿q手中,自轻自贱也是精神胜利的武器。欺侮他的人在打他之前,让他先说是“人打畜牲”,以防止他说“儿子打老子”。阿q只好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

最使鲁迅感到痛心的,是阿q不但忌讳缺点,而且以丑骄人。阿q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悦“癞”,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都讳。别人仍拿他的生理缺陷取笑,阿q便说:“你还不配……”这时候,阿q仿佛觉得他头上有的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并非令人恶心的癞头疮了。鲁迅记得,五四时期有一位叫林损的文人,写过一首题为《苦——乐——美——丑》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鲁迅认为,这种昏乱无赖的思想,能使人无可救药,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不疗治这种精神状态,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挣脱奴隶的枷锁。

《阿q正传》连载了两个多月,鲁迅实在很想收束了,只是担心伏园反对,便将结尾的第九章“大团圆”藏在心里。可巧,孙伏园外出了,由一位叫何作霖的先生接替他的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了最后一章。待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经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抢毙一个多月了。纵令孙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都已无济于事。

《阿q正传》连续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以为作品中的某一段就是在骂自己,或者是在揭发他的隐私。鲁迅创作《阿q正传》,初衷“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答(戏)周刊编者信》)显然,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予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茅盾认为,《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个人物,既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概括了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读后使人想起俄国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周作人指出,阿q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作品中多用反语,即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其笔法受到了俄国果戈理、波兰显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作家影响。胡适则一言以蔽之: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数量不多,但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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