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访问荟萃（1979——1987）

我们在撰写《巴金年谱》的过程中，为了使书稿的内容更准确、更丰富，真实而全面地叙述巴金漫长的人生道路、创作历程和思想发展的脉络，矫正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史料上的某些失误，更准确地把握和透视老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他对历史、现实的新的见解，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我们多次拜访了巴金。不论是在客厅和草坪，还是在他生病住院的病房，也不论是在盛夏还是寒冬，他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真诚坦荡。他的亲切接见和谈话，给我们以温暖、启迪和力量。现将我们多次访问的记录、录音和他在我们信上的批语有给我们的信，略加整理归类，选择部分内容，以问答形式，如实记录下来，以图有助于巴金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巴金的小名、学名、号、“巴金”笔名的由来及其他笔名

问：请谈谈您的本名。

答：我的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那时一般不叫学名。我还有小名，叫升麐，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有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

问：“鸣希”、“甘宁”、“赤波”、“壬平”是不是您的笔名？

答：“鸣希”不是我的笔名；“甘宁”可能是；“赤波”记不清楚了，要看文章才知道。“壬平”、“极乐”、“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笔名。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问：“非子”是您的笔名吗？

答：“非子”是我一个朋友卫惠林的笔名。

问：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请予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答：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二关于巴金编的几本画册

问：您编的画册鲜为研究者提及，请先介绍一下画册《过去》的情况。

答：这是我1931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

问：有没有文字介绍？

答：有。我在图片旁边写有说明，介绍这些革命家的事迹，都很简短。

问：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苦难》，每幅画的配诗，写得贴切、有力，也富有诗意。是不是您写的？

答：都是我写的，不过写得并不怎好。当时着手编选画册，就很激动，就想到写几句配上去，来表现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揭露法西斯的罪行。都是随编随写的。

三关于巴金解放前上海住所的变迁。

问：您1923年春到上海后，虽然辗转住过好几个省市，但六十多年中您主要住在上海。上海应是您的第二故乡了。在上海的好几处住所您先后创作了《家》、《春》、《秋》及《利娜》、《春天里的秋天》等小说和散文。请谈谈解放前您在上海住所变迁的具体情况。

答：我1923年春天和三哥刚到上海，在十六铺下的船，坐的是马车。马车夫在路上犯了规章，被罚了款。我们暂时住在四马路（按：即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后来经在报社工作的亲戚介绍，住进中江旅馆。不久搬到武昌路上学生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到南洋中学读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补习班是四川学生江疑九介绍的。江疑九是我在成都时的一位朋友，他在重庆办过杂志。我1925年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在上海养病。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按：现在黄欧南路149弄，具体门牌号数巴金已记不清了），与卫惠林、大概还有毛一波住二楼，卢剑波和夫人邓天矞住底楼。后又迁至康悌路康益里（按：现为建国东路39弄）四号亭子间。曾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又与友人卫惠林等发起创办《民众》等刊物。

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按：现为马当路）住，住址记不清楚了。我1927年1月去法国留学。

1928年12月初，从法国回来。抵沪后，住上海宝兴路鸿兴坊七十五号（按：原来世界语学会会址）；1929年1月迁往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夫妇同住，在此期间曾创作《家》、《雾》、《新生》等作品，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等。

1932年2月，我从南京回上海后，知道鸿兴坊和宝光里两处均毁于1932年1月28日军炮火中，遂与索非等从废墟中抢救出若干书、物，发现书稿《新生》等也与印刷所一些被炸毁。后来迁居步高里五十二号（按：现为建国西路陕西南路口），与友人黄子方等一起居住。曾创作《海的梦》等。

1932年三、四月间，由步高里迁入环龙路（按：现为南昌路）志丰里十一号（按：当时系白俄开设的一家公寓）舅父家暂住。一周后赴泉州访友。自泉州返沪后，就住在刚迁居环龙路花园别墅（按：现为南昌路136弄）一号舅父家中。曾创作《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

1935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住狄思威路麦加里（按：现为溧阳路965弄）二十一号，仍与友人索非一家同住。曾创作《春》等作品，又与斯以一起创办《文季月刊》，与吴朗西等创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兼任总编辑等职。

1936年，因友人马宗融、罗淑夫妇赴广西任教，遂迁入马家，即拉都路敦和里（按：现为襄阳南路306弄）二十一号（按：现改为22号），曾创作《长生塔》等作品，并结识了陈蕴珍（萧珊）。

因马氏夫妇返沪，于1937年7月迁往霞飞路霞飞坊（按：现为淮海中路淮海坊）五十九号，仍与索非一家同住。曾作完《春》、《秋》等作品。1939年秋，三哥尧林抵沪后，同住此处。1945年底，由重庆返沪后，与病中的三哥又同住此处。1946年，萧珊与女儿小林返沪后，遂在此处安家。解放后迁入武康路，一直至今。

四关于巴金赴法留学的目的及其他

问：您赴法前的学习和思想，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看法，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和二哥在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就分手了。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发现肺病考不成，只好到上海休养，找一位同乡医生治病。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经朋友秦抱朴介绍与少年时代十分敬佩的美国社会活动家爱玛·高德曼通信；与朋友卫惠林等一起办《民众》等刊物；在《时事新报》、《民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学生集体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活动；家里也来信要我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这时，我听到和看到的，都饥饿和疾病、战争和死亡。我很痛苦，找不到出路，心里不得安宁，写文章也没有用。这时吴克刚等几个朋友从法国来信，还有一些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都谈起当时法国的情况，我就打算去了。

问：去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有几种说法：系统地研究无政府主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深入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等，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答：当时还年轻，主要是想去学法文，多读点书，把思想搞清楚一点。法国当时思想界很活跃，是很多外国知识青年感到新奇和十分向往的地方。另外，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不高，经济上还负担得起。

五关于巴金几篇作品的辨正、作品中的人物的代名和创作背景等。

问：1933年在《给e.g.》中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e.g.是爱玛·高德曼吗？“约言”和“应允的事情”指什么？

答：是高德曼。我青年时代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很感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约言”等时间太久了，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当时我觉得写文章作用不大，不能拯救受难的人民，不能消灭黑暗，想干点更实际的事情，做些于国家民族有切实利益的事。我一直为这个事矛盾、痛苦。但我除了写写文章外，别的又不会做，也无事可做。我一直处在这个矛盾的漩涡中。年轻时凭了一股热情说了那样的话。

问：您读了高德曼两本自传后，决定到地中海的巴塞罗那去，为什么？

答：当时西班牙革命形势很好，年轻人的革命热情高涨。想到西班牙去观察，也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后来没有去成。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六关于巴金青年时代的几位朋友及其他

问：请介绍一下索非、剑波、吴克刚、卫惠林、中天、太乙、震天、耶稣等人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答：索非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我在法国时，他在上海。我把《灭亡》寄给他，请他帮忙印出来。那时可自费印小说。我到法国前看到一个朋友的兄弟自费印了他自己的小说《洄浪》。我写完《灭亡》时，就想到也自费印一些，很便宜，几十元或百把元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朋友索非把《灭亡》交给了当时在《小说月报》主持工作的叶圣陶。叶圣陶给我发表了。以后我回到上海，常和索非住在一些。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送出去发表的。我不喜欢活动，只写文章。他的原名我记不清了。曾用a.a.的笔名编过《开明》，从前出版过《狱中记》和《战时救护》等书。1945年到台湾去了。好久没和他通消息了，听说他现在还在。

剑波，原名叫卢剑波。现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希腊、罗马。

吴克刚，现在台湾。我赴法时，他已在法国，常来往。他也是我作品中提到的波兰流亡革命者亚丽安娜的朋友。1927年很多人被法国政府驱逐，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缓期，于同年七、八月间回国。三十年代曾做泉州黎明高中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我1947年6月到台湾，就住在他家里。

卫惠林，1927年1月曾和我同船赴法留学，也常为《平等》撰稿，还翻译了一些书。回国以后还是写文章译书，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前几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等处讲学两三个月，到广东时中风，又回到美国休养。听说现在不能讲话。他主要研究民俗学。

中天，可能原名叫沈仲九。是吴克刚的老师。他早先研究哲学，后来做官了。他到过福建，到过台湾。“文革”期间患癌症死在上海。

太乙，姓李，这人比我年长，我不认识。他二、三十年代也常写文章。

震天，就是毕修勺，现在上海。

耶稣，就是叶非英。我在解放前出的一本散文集《点滴》中，第一次戏称怀有大的志愿和信仰而又一味苦行的叶非英为“耶稣”。他曾是泉州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后又主持泉州平明中学的工作，自己身体很差，还是拚命工作。解放后，加入了民盟，仍教数学，生活仍宗尚节俭。后来被的成右派，在服劳役中死去。他一辈子没有家，没有孩子。

七关于巴金对小说《灭亡》、《家》、《寒夜》以及《随想录》的看法

问：写《灭亡》的时候，您的信仰是什么？对《灭亡》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写《灭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作家的路，我是在寂寞和苦闷中写给我的哥哥看的。那时，我信仰无政府主义，也读各种各样的书，受到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影响。但我爱国的心一直很强烈，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我写作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写作，那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申诉自己的爱和恨。我在沙多-吉里，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书。对书中的杜大心，一直有不同意见。我不是杜大心，我不赞成他的道路，但我不能阻止他走自己的路，按照他的性格，最后他只能毁灭。我为他的死而哭。至于写李静淑，这是为纪念我自己死去的一位姐姐。前年，还有朋友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作品一发表就是社会的，就由不得作家了，还是让读者去研究吧。

问：《家》出版五十几年了，仅国内就再版了几十次，为什么您在1977年8月9日写的《家》的再版《后记》中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而不久又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与《家》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答：“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和光明。有个青年写信来说，如《家》再版，是过时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看法，因为《家》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后来我又听到朋友说去年（按：即1979年）重映影片《家》，观众反应很强烈，我自己也看了；再看社会，就有了新的想法。“高老太爷”还有，还在活动，有各种各样的“高老太爷”，都生在封建主义这条根上。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反封建不可。《家》的内容就是反封建。我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五四”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今天还是要有“五四”精神。

问：创作《寒夜》时有没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您认为《家》和《寒夜》哪一部写得更好些？

答：《寒夜》写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时候，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很多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我只是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哭笑。我不能归罪他们，责任在社会。我同情他们，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是个巨大的网，他们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生命，直到这样的家庭毁灭。当时，虽然说抗战快胜利了，我还是看不到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希望，我感到汪文宣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一定没有出路，一定要改变那样的环境。日本一个学者说这是本充满希望的书。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家》和《寒夜》内容不同，但都写家庭，写青年人的命运，都有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血泪，我都喜欢。

问：有人说五本《随想录》是“忏悔”的书、“揭露”的书、“说真话”的书等等。请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说过，这是说真话的书，也是表现我的爱和憎的书，有“忏悔”，有“揭露”，也有“希望”，它们是我一生思想的总结。我写第一本和以后的几本，思想有时也不同，也有变化。它们是个整体，相互联系，有分有合。应该把每一篇连在一起来看。我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要燃烧自己，把自己的热情都贡献出来；另外，也附带为评论家和后代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

八关于巴金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

问：近几年，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篇研究您思想和信仰的有份量的文章，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专著，他们看法不一。请问从总体来看，您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答：就一点，是反封建。年轻时是这样，我写的那些小说主要就是反封建。我现在仍然是这样。也有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1957年前后，相信了别人的每一句话，还有“文革”开始的时候，有段时期，又是抄家，又是批判，真以为自己的作品一无可取，那都是迷信的结果。

问：您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时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对您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分析？

答：一位研究者表示要避开我的无政府主义，顾虑今天谈多了会在读者中产生消极影响。我说不要避开。现在有些文章和关于我的资料书已经写到了，只要是我写的，现在都可以拿来做分析的材料，回避并不好，历史上的事，瞒不住，瞒了这一代，瞒不了下一代。瞒就是说假话，那是对历史、对自己、对下一代不负责。如果误传的，材料不准确的，也应允许我说话。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和现在说的无政府主义内容上有些不同，不下功夫很难搞清楚。我年轻时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今天我精神不好，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我当时是追求真理。“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不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但是，我创作时，首先是有感情要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爱和憎。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不是的。现在看过的谈这一问题的文章，我总觉得没有讲清楚，有些文章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距离比较大。他们要么回避，一笔带过，要么就一把抓住那个无政府主义，不分时间，不分具体场合，用它来套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结果套又套不住。我曾一再说，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我从前为什么边写作边感到痛苦？因为我爱国，反封建，要改造社会，但对无政府主义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时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我才有很多矛盾，才有苦闷，才有新的追求。从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有的，现在还有，比如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自由散漫。今天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问：有的文章认为，您受到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影响到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的《答太乙书》讲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我从前是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我还受到其他各种思想的影响，我年轻时头脑里有好几个“主义”，我也有我自己的“主义”，就是反封建主义。我的作品自然受到这些“主义”的影响。但是，过去有许多人讲恐怖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我就不赞成，我赞成一点，就是受了压迫，就要反抗；恐怖主义讲暗杀，这不是办法，也不是目的。我写《灭亡》时刚读完妃格念尔的书，作品受些影响。

问：有人称《灭亡》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您怎么看？

答：那不一定。搞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民粹派，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那种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我去法国之前，写过《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问：有人认为，您的政治观是爱国主义，人生观是人道主义。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答：我思想中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都有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是作者用自己的感情打动人，我主观想这样。我年轻时本来不主张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那时想，爱谁的“国家”呢？人道主义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国内、国外都不断地受到刺激，对自己的刺激，对朋友和对人民的刺激，我看到和听到的，还是富的富，穷的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封建的包围中死去。我早年接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就主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专制，主张斗争，也自由散漫。它讲反抗黑暗，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各种主义不同。我后来发现，无政府主义是空的，怎样推翻人吃人的社会，怎样实现人民的理想，它也没有办法。

问：克鲁泡特金对您有哪些影响？

答：从前，尤其是年轻时喜欢读克鲁泡特金的书，也受到影响。他愿意为人类牺牲的精神，还有他冷静的、科学的对世界分析的头脑，他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等，影响了我。但我是受各种思想影响的，“五四”前后的各种思潮对我几乎都有影响，我是“五四”时期的人嘛。

问：听说您从前见到毛泽东时，曾谈到无政府主义。当时情况如何？

答：“文革”中我在复旦大学挨造反派批斗时讲过这事。那是四十年代在重庆时。他见了面对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说：“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后来话题就扯开了。

问：以往的评论家习惯用的评语是某某作家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或“革命战士”、“思想先驱”等。如果有人这样评论您，您有什么想法？

答：这是评论家自己的事，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方法。说到我自己，还是看后代人对我的评价吧。我自己缺点很多。我自己思想很复杂，怎么评定，不是哪一个人口说算数的。我写了一辈子，有那么多作品在，写的、说的和做的，都清清楚楚在。现在的评论家或某个人或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个什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个什么主义者。别人有别人的写作自由。我看，还是由后代人盖棺论定吧。

九关于巴金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

问：近几年评论家开始研究您和外国文学的关系，那些观点是不是符合您的创作实际？

答：我看得不多，年纪大了，看过也忘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写得认真，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写作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是中国人，读了大量的外国书，又在中国生活，我写的又是中国社会，单靠外国人的影响是不行的。自然，我和“五四”一些作家一样，思想和写作受到外国影响比较大。

问：您非常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些？

答：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亚·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契诃夫、爱罗先珂；法国的卢梭、罗曼·罗兰、左拉；英国的狄更斯；德国的斯托姆；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我读了一些。

问：研究您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文很少。您的创作有没有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

答：我儿童时代从母亲那里背诵了《白香词谱》，青年时代读过《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还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散文，还看过不少《说岳》、《说唐》、《施公案》等通俗小说。但我年轻时思想偏激，总觉得这些内容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很远。其实，我后来写作时，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现代作家？

答：鲁迅的作品我喜欢读，小说杂文都喜欢，还有茅盾的、叶圣陶的、老舍的、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欢。

问：您喜欢哪些中国当代作家？

《红尘》、《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我都喜欢，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人的小说写得好，还有张洁、谌容等一批女作家，小说也写得好，这几年又出现了很多青年作家，很有才气。他们有责任心，有事业心，又有生活，思想又解放，读的书也多，写出了新的水平。中青年作家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十关于巴金“文革”中的若干史实

问：请谈谈“文革”中您被迫“考试”的情况。

答：1968年忽然给所谓“牛鬼蛇神”和“反动权威”“考试”，考的内容有默写毛主席诗词，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主席的语录等。我在卷子上有的题目下写“记不起”几个字。分数不知道。总之，我考得不好。

问：美国一位研究者说您“文革”中曾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这事属实吗？

答：没有这回事。我说过，“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体罚。

问：请谈谈“文革”中翻译家汝龙和戏剧家李健吾给您赠款的事。

答：有这回事。哪一年记不清了。好好想想就能想起。第一次是汝龙赠我的，是托李健吾的女儿带钱来的；第二次是李健吾赠我的，也是他女儿带来的。“文革”时，我的存款被冻结了，每月生活费很少，还有人生病。我一直是靠友情生活的。

十一其他

问：1935年，您受哪位朋友的委托，把手枪、子弹、文件存放到罗世弥家？

答：我那时和索非一家住在日租界，听说外面风声很紧，索非想起一位朋友寄存的箱子，怕出事。他当我面打开箱子，才发现里面装着枪和子弹，还有东北义勇军的证件。商量结果，就由我坐人力车，把箱子带到马宗融和罗世弥家。他们住在法租界，没有危险。

问：您去找过刘师复的墓地吗？

答：刘师复的墓在杭州烟霞洞附近。三十年代我到杭州去过几次，也到烟霞洞去。刘师复的墓碑上写的是世界语。解放后，我也常到杭州去，因为朋友方令孺在那里，我顺便去看看她。后来我也去烟霞洞，就找不到刘师复的墓了。

问：您说自己一直在矛盾和痛苦中写作，想搁笔又不能。那么，您又是怎么理解文学的作用的呢？

答：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问：您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后，社会反响如何？

答：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问：请谈谈您腿摔伤后还到鲁迅故乡去的情况。

答：1983年10月，我从杭州坐汽车去的，车上带了轮椅，下汽车后就坐了轮椅去参观、瞻仰。当时陪我去的有黄源和黄裳，还有小林和鸿生。在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百草园等处都拍了照。还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了心里话：“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年纪大了，常常想到鲁迅先生，这次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唐金海张晓云整理）

1987年10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