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和西部地区开发

(一)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是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实施这一决策，不仅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而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大力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推动全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而也具有很大的科学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广阔，行政区域涉及内蒙、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云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或全部，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不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地多人少，相对东部地区而论，是经济落后发展地区。以自然条件而言，总的来说，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自然条件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活动受到相当限制；也有不少地方，自然条件良好，由于不合理利用，导致生态环境变化。总之，西部地区的开发必须以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为前提。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教兴国的先驱，是主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他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期间，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天，当我们响应号召，积极投身西部开发的各项工作，学习竺可桢有关这方面的科学实践和主要学术观点，具有实际意义。

(二)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竺可桢从美国获得到气象学博士学位后归来，就提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以适应农业和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1928年他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以后，积极推动全国气象台站建设。在他努力下，由气象研究所自办或合办，以及协助地方上兴办的测候所总数达70个以上，其中包括，在西部的拉萨、酒泉和峨嵋山顶都建有测候所，这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设立的气象台站的一部分，对于了解西部地区气象气候变化，形成全国气象观测网络有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烽火中，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浙江大学四迁校址，最后抵达贵州北部遵义和湄潭安置下来。全校师生克服困难，在艰苦条件下努力攻读，潜心研究，不仅做出了许多国内外一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在当地广为传播科学文化，对贵州省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有很大推动。竺可桢曾指出："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什么使命呢？竺可桢要求一千余师生应该"竭尽知能当可受裨于黔省"。当年浙大师生播下的科学种子，今天已结出丰硕果实，例如，今天畅销国内外的湄红茶就是浙江大学在湄潭附近兴办中的茶场试验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对中国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曾经做出很大贡献。在各项开创性工作中，他费力最多，历时最长，对后人影响最大又被全社会高度赞誉的是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综合考察和研究工作。竺可桢以博大精深的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科学知识形成的智慧，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按照认识第一，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对我国广大边远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开展综合考察研究，为后人认识、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没有50、60年代这些科学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难以形成今日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竺可桢开创的综合考察事业，除了建国初期，于1950年接受政务院委托，组织一批科学家到西藏进浙大校友行科学考察外，按照考察地区和专项任务组建了一系列考察队，其中与西部地区相关联的即有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队、新疆队、青藏队、治沙队、青甘队、宁蒙队、南水北调队、盐湖队、高山冰雪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队等10个以上，他于1954年5月到内蒙考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开始，到1965年8月在甘肃河西走廊了解荒地开垦和沙漠的治理为止，东起黄河口，西至新疆天山南北；北抵黑龙江流域，南达海南岛五指山，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到处都留下了竺可桢的足迹。去的最多、逗留最长的还是西部地区，为了全面了解西部地区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他在新疆崎岖的山路上，可以不辞辛苦日行千里；为了认识自然生态的垂直变化，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四川雅砻江流域，一日之内，从4000多米高原下降到谷底。他每年在野外实地考察一般达2个月左右。竺可桢以掌握大量第一手观察资料为基础，又吸收融合了他人科学考察所得，结合当地社会人文经济情况，借鉴古代历史和国外经验，通过综合研究，形成了对西部地区开发利用的倾向性意见。

(三)

竺可桢在20余篇论文和著述中，对西部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和研究工作提出了若干见解，主要有：

(1)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自然界由不同的气候、土壤、地貌等不同因素组合而成，彼此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都有一定规律性。我们必须顺应而不能违背这些规律来安排人类经济活动。违背了自然规律，必须使自然界走下坡路，例如过度的采伐，森林会成为草原，草原又演变为沙漠。他以内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地区为例，历史上这里曾一度是草原，是兄弟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穹庐为舍"的地方，18世纪中叶以后，汉族逐渐移民并大量开垦，耕地扩大，牧场缩小，致使植被破坏、流沙随着当地盛行的西北风南移，侵入长城以南，陕西北部榆林城因此在近二百年内，曾三次迁移。今年春天以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连同北京在内，曾连连受到沙尘暴侵袭，沙源之一，就是来自鄂尔多斯地区沙漠。竺可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过度农垦，曾不断呼吁退农还林还牧。1963年10月，他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物关系》一文中，以30年代美国中西部和50年代原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因大量开垦而招致"黑风暴"为戒，认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西北很多地区，"必须开发草地使之成为牛、羊、马、骡的乐园，而不能大面积开垦，任风吹荡，使肥沃的土地从空中飘浮进入大海"。1962年5月，他认为凡15°以上坡地应退耕还林还草。

(2)大力保持自然。竺可桢于196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曾领衔提出议案，并在大会上发言，希望政府能重视保护自然工作。他是最早要求在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科学家之一。竺可桢认为，各类森林、草原、荒漠及其相应的动植物群落，和由此形成的自然景观，以及一些重要的地质剖面和化石产地都是自然资源的无价之宝。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划定区域，严加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保护自然资源，使一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免于灭绝，对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使生态环境保持平衡，按客观自然规律演绎得以继续，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竺可桢的策划下，中国科学院曾于1957年在西双版纳建立了热带雨林生物地理群落站，对热带雨林条件下生物群落的演变进行定点观察研究，他一再提出告诫，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更要注意对大自然的保护。

(3)利用自然必须因地制宜，各行各业应在统一规划下综合开发。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必须抓关键性问题，经过综合研究后，以解决关键问题为中心，提出不同的改造和利用意见。黄土高原是西部地区又一重要自然景观类型，竺可桢以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为例，由于各部门各自为政，往往因为开荒、放牧或封山育林而发生矛盾而停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又影响群众的粮食和燃料、饲料、肥料问题的解决，最后影响水土保持工作的成效。1965年8月他在河西走廊考察时，目睹当地农民因缺乏燃料而大量砍伐红柳等固沙植物，对沙漠治理构成很大威胁。今天，粮食和燃料问题可能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西部开发中，各部门必须在统一规划下，服从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总体需要，以利于区域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4)西部地区的开发，"关键在于水"。干旱半干旱地区，蒸发量往往大于降雨量，当地水资源的多少和利用状况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为了合理开发水资源，必须对高水冰川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转化以及水循环和水平衡加强调查研究，充分论证水源可能和用水需要之间的平衡。竺可桢认为，不仅应根据水资源的可能来安排工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还应根据水平衡的计算，充分考虑到水源补充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他曾形象地指出，在河西走廊大力植树造林，固然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有很大好处，但是众多的杨树，犹如一部部抽水机，将会使得本来不甚丰富的地下水，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被大量消耗。这就需要通过充分论证，可能就会出现局部和整体，当今和长远的合理安排问题。他一再强调在干旱地区要注意节水，使有限的水资源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充分利用。

(5)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要着眼于治理，在"治"字上下功夫。早在建国初期，在讨论中国科学的方向时，竺可桢就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科学真正能为农工大众服务。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这个地区进行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综合考察，目的是在了解自然、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治理，充分发挥其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面，最大程度限制其负面作用。在沙漠地区，他主张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系统地定位观测研究，找出风沙的来源和移动规律，按照风沙动力学原理，提出控制其移动的具体方法。1956年建立的沙坡头试验站，针对腾格里沙漠对包兰铁路沿线的威胁，经过长期实验、试验，对比了生物、物理和化学等不同的固沙措施后，终于确定了，种植沙拐枣等沙生植物能最有效地控制流沙。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沙坡头一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包兰铁路，而且已成为腾格里沙漠南端的一颗明珠，闻名国内外。

(6)水土保持是黄土高原山区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黄土高原降雨量年变率很大，十年九旱，一旦遇到暴雨，水分和肥土就会大量流失，导致黄河中下游严重灾害。竺可桢曾几次考察黄土高原，就其考察所见，认为农村凡是采取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包括修等高埂、筑梯田、挖鱼鳞坑等田间工程打坝淤地，挖卧牛坑、排水渠、修谷场、打旱井等水利措施，或种树植草，草田轮作，发展畜牧业等都是为了蓄水保土，合理利用水土资源，都能得到较好收成；反之，如果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农业就大大减产。他一再强调，黄土高原地区必须农、林、牧、水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在他的建议下，国家曾专门建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也相应地建立了水土保持研究机构，对推动和指导水土保持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

竺可桢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有着不解的情结，他曾发出号召："人民迫切需要千百万个现代的徐霞客本着玄奘取经的精神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这是因为，竺可桢是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素来以"中国地大物博"而自豪，认为西部地区有大量自然资源亟待科学工作者去调查和开发，为国家的发达和中华民族的兴旺贡献力量；他又是学术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著文指出，培养一批中国地学家，以"调查全国地形、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到了50年代，他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认为地理工作者应该是向地球进军的先锋，指出"向地球进军，必须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全面合作，地理工作者应当当仁不让，以急先锋自命"；竺可桢又是倡导并执行"求是"精神的典范，在科学真理面前，他主张实事求是，从不随波遂流，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意见，因此到得科学界和全社会的敬仰。

竺可桢在领导综合考察事业中，主张科学院研究应以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但也要进行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求得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在组织大面积综合考察的同时，又强调定位观测的重要性，要求面上考察和点上长期观测结果相互印证；在地球科学发展过程中，他要求不断引进数理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以新技术武装和更新地学各项测试手段，竺可桢在各综合考察队工作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适时地在西部地区建立了有关研究机构。除水土保持研究所以外，中国科学院又在兰州、乌鲁木齐和成都等地成立了以研究不同自然景观为主要任务的专门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所不仅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都已发展成为能产出国际水平研究成果的一流机构，闻名于国内外。

当我们回首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积极投身于西部地区开发时，竺可桢倡导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求是"精神，将是我们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