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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 老少都称她江姐

国防大学图书馆主任 马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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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江姐

江姐受酷刑拷问之后,难友诗人蔡梦慰用竹签蘸红药水在草纸上写下了《黑牢诗篇》,表达了对江姐的敬佩。截取片段,以慰烈士: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剖腹吧,

挖得出来的,

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

在革命斗争年代牺牲的诸先烈之中,有这样一位女性,不管老人还是孩子都尊称她为“江姐”。吟唱她高尚品质的歌曾经成为特定时代的流行曲,她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深入人心。这位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女烈士的名字,就是江竹筠。

在大学读植物病虫系,却为扫除社会上的“害人虫”而献身

虽出身贫寒,但记忆力超群,狱中因没有学习材料,江竹筠便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被捕后受到手指钉竹签的毒刑,却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29岁,被敌人用镪水毁尸灭迹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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