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

赵巧云许多时候已经开始犯迷糊。蒲扇刚刚还拿在手上,可出去收了趟晒在院里的被子,就记不起搁哪儿了。自己10个孩子的名字,她甚至也记不全。她已经87岁,渐渐“迷了,老了”,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有个念头在她心里却一直很清晰—她想念儿子。

6月,她收到周口监狱的一封来信。邻居对着不识字、耳朵又背的老太太,足足喊了十多分钟,才让她明白,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罪入狱了。

这是大儿子第三次入狱,她并不太吃惊。“彪儿(大儿子乳名)打小就不学好。可好儿子,赖儿子,都是俺儿子。”她这样对村里人说。

因为不知道儿子在监狱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穿暖,她决定去看望她的“彪儿”。她一点儿不清楚,从她家到周口监狱到底有多远,究竟要过几座桥,穿几个村,经几个县。她只知道,她得去看“彪儿”。

等两只母鸡下了8个鸡蛋,她决定上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出远门,包括住在附近的小儿子。临走前一天,她亲手蒸了十多个馒头,又拿麦子换了两个西瓜,还用手团了4个酱豆饼,统统装进一只编织袋。

7月10日,天刚麻麻亮,赵巧云就准备出发。她揣上几乎所有的积蓄,总共85元,把那只编织袋扛在背后,然后动身了。她打算走着去监狱,因为舍不得一出门就花钱。“老了,赚不来钱,一分钱看得跟磨盘一样大。”她总这样唠叨。

方圆数十里地,她很熟。年轻时,她在周围讨过饭。但走出这片地后,她就迷路了,只好拿着监狱的来信四处问路,问路边开小店的,问豆子地里正在干活儿的农人,还不时拦下骑自行车的汉子。她不停地走,饿了,就从编织袋里掏出馒头,边啃边赶路。渴了,就去路边人家讨水。尽管两个小西瓜在背上滚来滚去,可她舍不得吃,“那是给儿子的”。

天越来越热,衣服湿透了,湿裤脚裹在腿上,害得她好几次都险些摔跤。脚上没有穿袜子,鞋浸着汗,一走就“咯吱咯吱”响。编织袋像雨布一样贴在背上,越来越沉。她不得不一次次歇下来,找一棵树,贴着树干蹲下,再脱下鞋,塞在屁股下,最后坐踏实。不过她很克制,歇不了一会儿,就又站起来走,因为怕“歇久了,腿软了,站不起来”。身上经常汗津津地发痒,她就在树上蹭蹭。

她要去看望的“彪儿”,是她10个孩子中活下来的4个孩子之一。最让她操心,也没少挨她打。村里人总能见到80多岁的母亲举着棍子、拿着鞋子追着60多岁的儿子打。前些年大儿子常年不回家,回一次,就往母亲手里塞钱塞礼物,但做母亲的拿着钱就往地上摔,说这钱不干净。“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你好!”母亲苦口婆心地嚷嚷着说。

她又上路了。走得时间长了,腿肚子越来越硬,“突突跳得疼”。终于一步一挪地挨到了西华营,她有些支撑不住了。眼看着一趟趟从西华营到西华县城的长途中巴打身边过,她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上了一辆。为此她花了5块钱。

这5块钱让她少走了近40里地。但西华县城到监狱还有好一段路,揽活儿的摩托车开价10元。“贵得吓人。”她嘟囔着。又开始闷头往前走。

终于,在离监狱不太远的地方,两个好心的姑娘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从她家到监狱大约110里地,她步行了足足有70里。

当赵巧云踉跄着来到监狱时,下午探监的时间还没到。她就坐在门口等。她似乎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儿子。他总是在外流浪,很少回家,一到春节,她就苦苦地等他。她还记得自己吃的最后一餐肉,是去年春节年三十,跟大儿子一起包的饺子。

这回,她又等来了自己的儿子。当她被领进探视间,隔着双层玻璃,她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彪儿。

不等开口,眼泪就顺着满是褶子的脸颊滚落下来。亲属和犯人只能通过玻璃两边的电话通话。她耳朵背,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只是一口一个“彪儿”地叫,边喊边比画,急得哇哇大哭。

儿子知道母亲走了近百里路看他,他号啕大哭。儿子紧紧地把脸和手贴在玻璃上,赵巧云就隔着玻璃,不停地摩挲着,一遍遍“摸”儿子。

但时间很快到了。按照规定,探监不得超过半小时。又有规定,监狱不能接收外面带来的食物。于是赵巧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儿子,自己又扛起那只装着西瓜、馒头和鸡蛋的编织袋,走上了回家的路。

8年前,一场大雨摧毁了她住了30年的土夯的房屋,3间屋塌了一大半,她只能住到没有窗子烟熏火燎的厨房。墙像熟透裂开了的老甜瓜,一下雨就漏。

她把空玉米棒子塞满床底,因为那是屋里唯一不漏雨的地方,这些可都是做饭用的柴火。本应吊电灯的地方,吊着竹篮,篮子里装着馒头,那是唯一不跑老鼠的地方。

她习惯了黑暗。8年里她没用过电灯,一只比铅笔略粗的蜡烛能点上半个月。屋里最值钱的一笔财产,要算是床头一桶5升的大豆油,她已经吃了8个月,还剩下小半桶。她没有牙膏,没有香皂,没有抽屉,也没有一件新衣服。家里来了外人,她甚至拿不出第二个小板凳,只能搬出一块砖头来让客人坐。

因为感动,周口监狱特批给赵巧云一个机会,让她可以不再隔着冰冷的玻璃,而是面对面地看到儿子。

这次,他们紧紧贴着坐在一起。因为愧疚,儿子用手捧着脸哭。而做母亲的则哽咽着:“为了你,我的眼泪都流干了,你要好好改造,可不能再做那事了。”

“彪儿,我回去了,给你改名,要让全村人叫你‘改净’、‘改净’。”风烛残年的母亲发誓般恨恨地说,“你要不改净,我死都不会再看你一眼。”

但其实她知道,下次也许她还会再走上百里地来看他,只要她还有力气,只要永远离开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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