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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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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侠是唐代诸多诗人意识上的共同表现,但在李白身上,此点尤著。李白所处的唐朝城市发达,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此外,其时社会上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便是游侠风气炽盛。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士,就常常向往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勇武,谋求出路前程,建功立业,达到显亲扬名、封妻荫子的人生目的,于是便出现古代侠客思想和价值观复兴的情况。李白接受了这种思想观念并将其融合进自身使之成为了他庞杂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李白诗歌中的尚侠思想

李白虽然有时自称为儒生,然而却不甘做一个皓首穷经而缺乏实践能力的儒生,他对儒生拘泥守常的生活尤其鄙视。他所深深倾慕着的,是古代侠士们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奉行的游侠精神,所以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和礼教,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嘲鲁儒,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李白一生的行事和生活态度常常具有侠士的风度,他对于侠士的侠义行为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据《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他还曾投书以舞剑著名的裴将军,愿向他学剑,《魏序》更说他曾“手刃数人”。他“十五学剑术,遍于诸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不仅走马横剑,出入通都大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甚至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出蜀不久,东游吴越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以战国的豪侠义士作为崇拜仿效的对象:“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诗人热情歌颂了高渐离、专诸重诺言如太山,轻性命似鸿毛的风节;并为荆轲、侯赢、朱亥扶弱抗暴,一往无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气节赞叹不已。

李白把游侠精神作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准则之一,所以他反复地说:“功成拂衣去,归去武陵源。”而道家愤世疾俗、返于自然的思想和游侠精神的结合,又是他一生中以叛逆精神冲击封建秩序与道德规范,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李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鸿图大志和强烈的进取功名精神,豪侠义士的功业勋绩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理想政治的热烈追求。李白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诗人,他顽强地表现自我,执著地追求理想。他所表现的自我,反映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特征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他自比大鹏:“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还常把那些重义轻财、慷慨无私的英雄豪侠引为同调,热情赞美。如《古风》之十写鲁仲连:“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当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政治上受挫之后,就想通过报国杀敌来实现。战国的豪杰侠士对他的影响可以从《发白马》《出自蓟北门行》《塞下曲》《少年行》等诗中看出。他热情地歌颂侠行义节,急切地向往驰骋疆场,这种愿望在安史之乱爆发、永王璘“辟书三至”后,就化为他下山从戎的行动和捐躯献身的决心:“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今千古后,麟阁著奇勋。”(《送张秀才从军》)然而诗人崇高天真的政治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总是形成尖锐矛盾,“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诗人郁结胸中的怀才不遇、英雄失路的情绪,随时在笔下喷发出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舍人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之十五)而《行路难》三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则集中表现了他追求和幻灭、希望与失望相交织的矛盾斗争。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就是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悲剧的一生。这种悲剧似乎也承袭了古代侠士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悲剧情节。

二、尚侠思想与李白的战斗精神

李白诗歌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现实色彩。仕途坎坷的磨练,使李白阅世渐深,他身上的侠义精神,也从早年浮浅的游侠行为深化为叛逆性格。战国侠客义士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被他发展为大胆地揭露现实,辛辣地讽刺玄宗,傲岸地蔑视权贵。《古风》五十九首继承阮籍《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或直陈时事,或托古喻今,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如其第二十四指斥宦官和斗鸡小儿的骄横;其三(秦王扫六合)借秦始皇采药蓬莱,讽刺唐明皇迷信方士、寻访神仙的愚蠢举动。《乌栖曲》则借吴宫荒淫托讽玄宗的沉湎声色,荒淫失政。《远别离》借虞舜与娥皇生离死别的动人传说向朝廷提出君臣相失、权柄下移的警告,表现了诗人高度的政治感和对帝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可以说李白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抨击以及他们的决裂都是勇敢的,而这种高昂乐观的战斗精神则是尚侠思想给予诗人本身并在其诗作中的显现。

李白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性格也与侠义精神有着内在联系。《齐策三》载有颜与齐宣王关于士与王孰贵的争论,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要求知己、知遇,并以此作为效力、献身的条件,表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李白的叛逆精神正是这种气概的继承和发扬,他卑视豪门、鄙薄富贵:“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扶风豪士歌》)李白有用世之心,但他始终保持一种“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布衣”、“野人”自居;他敢于践踏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向统治阶级要求独立和受尊重的人格,他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像战国的豪侠义士一样重义气,贵相知,建立起真诚的平等互助的融洽关系。这是他那些吟咏他与杜甫、孟浩然、王昌龄、汪伦之间诚挚而深沉的友情的诗篇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很明显,无论是李白对封建等级制度和权豪势力的蔑视,还是他对真诚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憧憬,都植根于战国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和侠义精神。

三、尚侠与李白的气质

李白是一位主观性极强的诗人,他纯任天心、不耐拘束、崇尚自然的个性特征也正是古代侠士洒脱飘逸、不受羁绊的性格气质的体现,是尚侠思想在诗人身上的自然流露。而这种个性特征在其山水诗、游仙诗和饮酒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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