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鹗续书的论争

围绕着《红楼梦》后四十回评价的论争，长期是红学领域的一个热点。或认为高鹗续书基本上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意向，或对后四十回采取否定的态度。两种评价之间的分歧是很深的。

大体上说来，这一论争可分为两个阶段。在２０年代到６０年代这段期间，否定高鹗续作的意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他在《红楼梦辨》中①对续书的一些重要情节进行了分析，认为“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他着重对宝玉中举、贾府恢复世职、黛玉称赞八股文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大违反作者的原意”，是高鹗“名利思想底表现”。俞平伯在分析了一些人物描写之后指出，“高氏对于书中人物底性情都没有一个概括的观念，只是随笔敷衍，所以往往写得不知所云。”续书之所以失败，他首先归之为高鹗与曹雪芹思想上“永不会相了解”，同时又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指出，“凡书都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俞平伯对续书的艺术成就十分不满，但他仍以一个学者的客观态度，肯定高鹗“将宝黛分离”，“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些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并认为，“高氏在《红楼梦》总不失为功多罪少的人。”

何其芳先生在其５０年代发表的《论红楼梦》中，对后四十回的评价，有一些与俞平伯先生颇为接近。他肯定“续书大大地帮助了曹雪芹的原著的流传”这一贡献；指出，续书能够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是由于它“绝大多数情节都和前八十回大致接得上”，“保存了宝黛悲剧的结局”。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贾府衰败这一重大情节上，高鹗续书“未打破大团圆的老套”；宝玉最后“高魁贵子”，受封为“文妙真人”，“这也是一种团圆的结局”；这些，都表明高鹗思想和曹雪芹思想是不一致的。正因为高鹗有“封建的庸俗的思想”，所以，对宝玉、黛玉等人物的刻划有些不符合原来的性格。②在分析后四十回时，何其芳十分注重艺术特征和艺术成就的品鉴。他认为，后四十回的“弱点和败笔”“太多”，绝大部分“贫乏”，“枯燥无味”，“常常是拙劣地去模仿和重复前八十回的情节”，远不能象前八十回那样，“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他的基本评价是，“后四十回实在太配不上原著了。”

有一些学者则对后四十回持肯定态度。其中较突出的是林语堂先生。他特意撰写了《平心论高鹗》，对后四十回续书作了全面、充分的肯定。林语堂把俞平伯先生的意见称之为“主观派之批评”，认为俞平伯评价续书是以“是否合于”“个人脾胃”为标准，所以不喜看黛玉焚稿、绝粒，厌恶宝钗与宝玉团圆；这是“不科学”的。针对《红楼梦辨》对宝玉中举、贾府结局、黛玉评八股文等的批评，他一一进行分析，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宝玉虽中举”，但“遁入空门”，“仍不能不说是悲剧下场”；贾氏泽皇恩、延世泽，结局仍是衰败，“树倒猴狲散”。后四十回“写到此种境地，这是中国文学史空前的大成功”。林语堂对后四十回的评价特别强调前八十回与续书的浑然一体：“高本四十回大体上所有前八十回的伏线，都有极精细出奇的接应”；“人物能与前部人物性格行为一贯，并有深入的进展”；高本“有体贴入微，刻骨描绘文字，似与前八十回同出于一人手笔。”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否定俞平伯提出的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的意见。他认为，程伟元、高鹗确实得到过曹雪芹原作的散稿抄本，但残缺不全。高鹗的贡献是做了“修补”、“补订”之事。后四十回是“据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③

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显然很不一样，但是，在评价后四十回时坚持艺术批评的角度与原则则是共同具有的基本倾向。

周汝昌同志于１９７６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新证》的《议高续书》和《重排后记》对高续后四十回提出了否定的评价。从此，关于续书的论争，可以说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红楼梦新证》初版于１９５３年，该书对高鹗续书的评价就是否定的；不过，否定的论据主要取自《红楼梦辨》，并没多少自己的分析。增订本对高鹗的否定，则有了周汝昌自己提出的材料和观点。他认为，高鹗续书是在乾隆皇帝及其大臣和坤策划下的“一个政治事件”，续书的目的是篡改、歪曲前八十回。这一观点后来又在《红楼梦“金璧”的背后》④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显然，周汝昌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否定后四十回的。正因为这一点，这个观点特别引人注意。

针对周汝昌的《议高续书》，笔者于１９８０年发表了《高鹗续书功过辨》，⑤指出周汝昌的见解既不符合《红楼梦》作品实际，也不符合红学史实际，认为高鹗续书基本上与前八十回保持了一致。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武汉召开了“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张国光同志提出“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说，反对“盲目崇拜曹雪芹，尽情贬斥高鹗的偏向”。⑥不少与会者对高鹗续书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从此，关于高鹗续书的论争，显得更加尖锐、热烈。

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与周汝昌同志的主要分歧，并谈一点简单的看法。

１、周汝昌同志认为，高鹗续书是在乾隆皇帝亲自策划下的阴谋活动。因为封建统治者害怕《红楼梦》，但又无力消除它的巨大影响，于是找到高鹗，毁去八十回后的原稿，“另行续貂”，篡改原书。高鹗则得到一堆银元和功名这两样报偿。这种看法，如果得到确凿材料的支持的话，人们自然会接受它；可是，他引用的几条清人的记述，没有任何一条能证明高鹗是奉命续书；那怕是一点间接暗示也没有。他的办法是引用清人记述后，进行歪曲的解释和毫无根据的附会。例如，有这样两条清人记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见赵烈文《能静居笔记》）“某时高庙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见胡子晋《万松山房从书》本《饮水诗词集》第一集唯我跋语）周汝昌引用后，就从中引申出这样的推论：乾隆不忘“《石头记》这桩公案”，“委派和坤去查访处置”，“凭着鬼伶俐，和坤很快就弄明白了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并决定“物色适当人选，编造四十回假书，凑成‘全本’。”“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程伟元二人头上。”“高鹗续书，是有后台授意的，是有政治目的的”。就这样，周汝昌很容易地炮制了他的高鹗续书“上命差遣”说。可是，人们只要仔细读一遍上述两则材料，立即会看到，无论是那一条记述，都与周汝昌的推论毫不相干。这些记述，不过说明了两件事：一，乾隆曾见过《石头记》。二，满人某曾将《石头记》“删改进呈”。显然，这个删改本，并不就是高鹗续成的一百二十回本。用这样的材料来论定高鹗是乾隆的文化走卒，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周汝昌断言高鹗“将八十回后原稿毁去”，也是没有根据的。曹雪芹死后没有几年，八十回后的稿本即已残缺颇多。脂砚斋的批语多次提到，后数十回的某些部分“被借阅者迷失”，（第二十回批语）“迷失元稿，叹叹！”（第二十六回批语）在曹雪芹逝世后到高鹗续书前这二十多年中，社会中传抄的《红楼梦》都是没有结局的。所以，写作时间大约在１７６９年前后的戚蓼生的《石头记序》曾经提到，喜爱这部小说的人常“以未窥全豹为恨”；梦觉主人写于１７８４年的甲辰本《红楼梦序》也说：“书之传述未终，馀帙杳不可得。”程高本初次印行在１７９１年，高鹗续书当开始于１７８５年前后。在高鹗续书之前，读者就已经为“未窥全豹”而遗憾，怎么能把八十回后的残缺归之为高鹗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