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不堪作教学范文

huá）实”的“华”读阳平声huá，其实完全不合秦汉典籍的古音义。试随手举数例以明本音正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贲其实。”（《诗·桃夭》）仲春“桃李华”（《吕览·仲春》）；“仲春之月……桃始华”（《礼记·月令》）；“彼采其华，我收其实”（《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夫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后汉书卷六十·蔡邕〈释诲〉》）。“春华秋实”，“春花秋月”至今常用。凡此“华实”之“华”就是“花”，从来无人指为“盖音谬也”。字义语音乃天下同认公用之物，“拗相公”有什么权利以一己特制音意为独是，斥天下公器为大谬邪？！果如教材补注者所曲饰，说荆公本意之“华”指“华丽”，读为阳平声，那么与“华”丽相对的是质“朴”而非果“实”，文中该用“华朴”之“华”，方见确切。游记误用“华实”则明为遣辞不当、文理不通的语病，今人何必挖空心思为尊者讳！

实际上，中国古籍中花果草木的物名虽多，从先秦至汉魏的全部典籍中都只有“华”字而未见“花”，所以《经籍纂诂》与《说文》俱未收“花”字（按：《说文解字注·检字》页六下与页二七四虽有“花”，经查检，实无此字）。“花”字始于中古，就浏览所及，始见于晋人诗赋。《说文段注》云：“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王氏果若尝深思，固当知：此山之在世必早于有“花”字之北朝，当地居民必有以名之，其名只能是“华山”而非后世始出之“花山”；谬读的岂非正是洋洋自得的王氏自己！至于中古后文字急剧孳乳，字音分化，“华”又读为阳平，专作“华丽”解。“华朴”之“华”的音义，与古代读阴平训“花”的“华实”之“华”，二者有什么派生关联？无事繁琐引述，只看《说文段注》便可了然：“古‘光华’字与‘花实’字同义同音。‘葩’之训‘华’者，草木花也，亦华丽也。草木花最丽，故凡物盛丽皆曰‘华’。”简言之，“华”为初文本字，“花”则后起俗字，音义无二；与质朴为对文的“华”而训华丽，，变调读为阳平，其音义乃是从名词“华（花）”中引申分化而出。中国古人早以光华而高大命山，如“载华岳而不重”之类，俯拾即是。王安石一见不知何时刻碑的“花山”二字残文，尚不知其在文中何所取义，当即以酷吏武断、不容商量的口气宣判：民众世代相沿的名称“谬也”；至篇末又再次自吹为“学者深思慎取”的范例，实在看不出“思深”在哪里，“慎取”又从何说起？！编者必欲选此文来教人为学慎思的目的，完全落空；如用作思不深、取不慎、一意主观独断的前人教训，庶几近之耳。

二、说理牵强，以失败之游作训人资本

本文主体是记游，前面分析的给山名正音辩谬不过余事。如果记游精彩，议论新警，仍不失为大醇小疵之佳篇，无伤其传诵价值。可惜王安石不善记游，或不屑于叙实情，只有大发高论的兴趣。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著名的山水游记不少，随便取几篇一比读，当知此言不诬。

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只有写活写足游山的事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后面的议论才能水到渠成地触发而出。道理必须有生动贴切的事实作基础，才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与可信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之作，都极重视先摆明事实，后概括道理。王安石此文名曰游山，实写游洞，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然而苏东坡指出古有“以艰深文浅陋”者，鲁迅先生亦有言：名人说的话不一定都是名言！前人已指出：“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而今的教材编者却知得不知失，把这一大实话赞为“异常简括”是“递进式的因果关系”。不思文学要是“简”掉任何生动形象，全概“括”成因果逻辑的概念，天下还要文学干什么？迷信王安石其人，把他的浅薄意思也百计说成深刻无比，不论对提高鉴赏力与培养素质，都有害无益。

其实，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连他人的十分之一都不曾到，就随“怠而欲出者”俱出。实在说，此洞尚未真游过！景亦无所见，事亦无可记，介甫也无从瞎编，如实交代道：“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纯属失败之游，责任全在自己，无可推诿！常人处此，是不会作游记示人的，因本无游观可记、心得可言；要作也只能《记悔》《记愧》而非记游。

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