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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撒谎?——质疑《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

新学网 > 语文 > 苏教版六年级上册 >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 >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教材全解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是苏教版十一册第三篇课文。课文讲述波兰被外国侵略者占领,音乐家肖邦不得不离开祖国,他日夜思念祖国,将一腔热血化成音符,忘我地进行音乐创作,弥留之际请求把心脏带回祖国。从编写者的意图来看,是为了表达钢琴诗人肖邦强烈的爱国之情。

肖邦的爱国是不容质疑的。1836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唯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拒绝了,理由是他不久要去俄国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这个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1837年,俄国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词产地答复:“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无疑给沙皇一记响亮的耳光。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不少。我要质疑的是,课文为什么要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非要给肖邦这个浪漫的钢琴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文章第一段写波兰被欧洲列强瓜分,肖邦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肖邦离开波兰前的确时局震荡,但并非到了非得流亡国外的地步。他的出走,起决定因素的是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他出国去深造,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肖邦是个钢琴天才,大家希望他能有更好的发展、更大的音乐成就。“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肖邦日记)”,但最后,肖邦还是选择了离开。因此,课文中“年轻而富有才华的音乐家肖邦,满怀悲愤,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之说,把他的离开完全归结于政治因素,是不恰当的。

第二段写肖邦带着祖国的泥土,告别了亲人。课文为了强化肖邦的爱国情,先写老师和同学的送别,此时的肖邦只是“感动地点了点头”,后来老师送给他一杯泥土时,才“激动的泪水溢满了眼眶”。而我所查阅到的资料却是这样的:“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更使肖邦感动的是,当亲友送行到华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亚时,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同学们,竟已等候在那里,并演唱了埃尔斯纳特地为送别肖邦写的一首合唱曲……这样的送别场面,这样激动人心的词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课文把这两个场景的先后顺序故意颠倒,以此来突出表现肖邦的爱国情,不知这种“艺术加工”是否可以。

第三段写肖邦日夜思念祖国,将一腔热血化成音符,忘我地进行音乐创作。的确,去世前两年的肖邦的作品已不多见,他的高产期大概是在1838年至1847年,但他的创作激情更主要的是来自于爱情的归宿。1835年,肖邦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热恋。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遭到玛利亚父亲的拒绝。失恋后的肖邦,两年后结识了“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的奥罗尔·杜德旺夫人,也就是闻名于世的小说家乔治·桑。请看以下资料:“肖邦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但不久就被她的魅力征服。在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激情支配下,他的音乐想象力达到高度兴奋的程度。其后的八年中,每年的夏天肖邦都是在诺昂乔治.桑的别墅里度过的。这些年也是肖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847年,他和乔治·桑的关系走向破裂,他的健康也逐渐变坏,这正是课文《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后来提到的“肖邦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为了祖国,也为了生计,肖邦四处奔波。疲劳加上忧愤,使肖邦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但资料显示,“肖邦很快就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资料中还提到“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联系。”显然,课文这么写是为了美化肖邦,把肖邦打扮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呼唤教育人文的今天,教材的作用举重若轻。多年以前我们学习政治,我们义愤填膺地感受着西方国家人民的苦难,恨不得一步跨过去把他们全部解放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天堂来。这种神圣的滑稽到了今天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一种感叹,一种无知的羞愧。我想,倘若我们顺着教材把课文中那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的肖邦形象,根植于学生脑海的话,这与当年学习政治的情形何其相似。翻看六十年代的教材,你会读到众多诸如“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常常要用到分母是一百的分数。例如:先锋电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六月份的总产值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百;东方红纺织厂,今年上半年棉纱的总产量,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二百零九点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中呈现出一片大好形势。光明生产队夏熟作物的总产量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像上面这些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的革命教材、政治教材,时代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事自然不能重演,但这种政治教材思想却总不能从人的脑海中完全剔除,于是,我们可爱的肖邦成了一个牺牲品,这样的教材之下,牺牲的又何止是一个肖邦呢?要知道,读者是千千万万的孩子啊。

人文的起码底线是真实。人文的重要内涵是把人当做人,既不把人当作鬼,也不把人当作神。肖邦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形象是一种中国式的神化,其间折射的教育问题,是一个典型,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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