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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我是一支芦苇”──记舒婷

红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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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底一直装着一个美丽的名字──舒婷。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是伴着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青年。

第一次听到舒婷的名字是1984年,那时我尚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一。记得那年的夏天,我到区文化馆听文学讲座,主讲老师是诗人杨炼。我从那一天起记住了舒婷等诗人的名字。次日,我从学校图书馆里找来一摞过期杂志,在《诗刊》上读到了《致橡树》和《风暴过去之后》,由于有了昨日杨炼的教诲,我读得便十分激动,尽管是一知半解。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很多诗人有着深厚的交往。但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舒婷情结。美丽的舒婷,何日我才能与你相会呢?

命运注定我与舒婷有缘。今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肖复兴打来电话邀请我月底到新疆参加’99人民文学“伊力特”杯中短篇小说颁奖活动,我一听有舒婷,马上感到一阵兴奋,直呼天助我也。数日后,我们一行到达乌鲁木齐。晚上,舒婷由《人民文学》编辑陪着翩然而至。她给我的印象很瘦小。接下来,便是我们十几天的旅途生涯了。

依维柯旅行车在北疆的戈壁急驰着。一路上,舒婷总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同大家说说笑笑,尤其将主攻目标放在诗人杨匡满和雷抒雁身上。她戏称杨匡满为“羊满筐”,而把大她10岁的雷抒雁称“小雷”,叫得大家十分开心。有时,遇到较长的路途,正当大家“饥肠响如鼓”时,她会变魔术般从书包里取出多种小食品,结果被一抢而空,肖复兴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闷头蜜”。其实,这词儿在北京满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逗大家一笑而已。大约第三天,在我们去伊犁河谷的途中,舒婷突然问起我为什么起个笔名叫红孩,我有意告诉她天机不可泄露。于是,她又问我姓什么,我说姓陈。她一听,马上笑着说,我先生也陈姓,看来我们可以论亲戚。我问怎么论法,她说从年龄上她可以做我的干妈。我连说不行不行。几年前,歌唱家耿莲凤就曾提出让我认干妈,我当时叫是叫了,可回家跟我妈一说,她死活不同意,说这不是咒她么!想到此,我说,你姓龚(舒婷本名龚佩瑜),先生陈姓,你不过是陈龚氏而已。你怎么能做我的干妈呢?舒婷并不急,遂笑着改口,那你就叫我大姑。我说,叫大姑也不行,因为你不姓陈,要叫就按北方的规矩,叫你舒婷“大婶”。这时,雷抒雁插话说,红孩不能白叫,舒婷应该给份见面礼!听罢此言,舒婷说给礼也不能让你们大家看见,我要单独给我大侄子“闷头蜜”。从那天始,每天见到舒婷,我就张口闭口称她舒婷“大婶”了。只是不知她回到鼓浪屿后将此事跟没跟我那本家大叔讲。

性格即命运。从小活泼调皮的性格,5年的插队生活,家庭的风云变幻,七八年的工厂体验,使舒婷过早的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绝不是成年女性相对于日子的成熟,而更多的是指情感,或者说是以自己独有的认识世界的文学情感。这点,从她早期的诗歌创作足以证明。我要说,舒婷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白话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解放区文学后,又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灿烂景观。

如果说舒婷大婶的《致橡树》是她做姑娘时的女性独立人格的骄傲宣言,那么她的《神女峰》则是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的背叛──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为眺望远天的杳鹤/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神女峰一向被历代文人作为女性坚贞的化身而备受礼赞。但是,在舒婷以前,却从未有人从女性生命的角度揭示过这一神话的悲剧性质。神话一旦击碎为“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此化为腐朽──“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这在当时引起争议,我很欣赏舒婷大婶当时的抉择。尽管在全国诗歌界争论、声讨“朦胧诗”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会忘记舒婷大婶于1979年4月写的那首轰动诗坛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该诗曾被某诗歌编辑批驳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然而,舒婷却深信自己对青年女工的感受最有权利: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铧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对于这段生活,想来舒婷大婶会刻骨铭心的。在我们此番新疆之行,不论在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在石河子、伊犁、阿勒泰,到处都有舒婷的崇拜者。虽然近几年舒婷的散文十分看好,可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记住的还是她早期的诗。在艾青诗歌馆──石河子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有人问舒婷:我很早就读你的《致橡树》,请问你现在还坚持当初的观点吗?你现在还写诗吗?舒婷大婶答:写《致橡树》时我像你现在一样的年轻,带有理想主义。我始终觉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就嫁出去了。写作对于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仍然有姑娘跟我要橡树,找理想的爱情,我劝她不要让爱情绑在悬崖上。我知道,我对她们最大的满足就是不断地写诗。当然,也写散文。在伊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一个诗歌爱好者问舒婷:我从事诗歌创作20余年,为什么就走不出果子沟?我也注意到舒婷近年写了不少散文,这是否意味着对诗歌的绝望呢?舒婷说,写作是比较自愿的事,它是流自心灵的东西。写作也很痛苦,它来的时候,你无法拒绝。我很幸运,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记得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中了一个大大的彩票。诗歌是带有自发性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阻止它。1996年至1997年,我写了二三十首诗,在1998年、1999年的报刊上都以头条发出。我热爱诗,因为我爱美。写散文,我认为是对语言的一种翻耕,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新获得。

舒婷大婶爱花,她结婚的嫁妆就有20几盆玫瑰花。在阿勒泰的小白桦森林公园,她告诉我她能将鼓浪屿所有的花都叫出名字。从新疆回来,肖复兴给我主持的副刊写了篇小文《这里的野花都认识我们》,他言是在喀纳斯湖草地上听舒婷随便说一句偷来做题目的。而我则在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为她照了一张“她在丛中笑”,权做我对大婶的一片孝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9月2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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