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1958

我写不了特殊材料的人，我写普通材料的人还可以。——老舍

老舍展示了一个我们尚不太熟悉的社会现实，而他在戏剧方面的才智，也正体现在他所选取的三个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代。他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指出必须用暴力变革这个颓废了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院长佩特森

老舍已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溶于了《茶馆》之中。——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和“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声中，各行各业都处于异常兴奋状态。此情此景，使得演传统京剧“国粹”的中国京剧院也不甘落后，他们提出要在一年内创作、改编、整理300个剧本……而此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却在不温不火地上演着老舍编写的话剧《茶馆》。

“1958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了。在这种时候把《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可就它不朽了，其它的都是纸糊的灯，留不下来。”这是40年后的1998年，在《茶馆》中扮演松二爷的黄宗洛不经意说出的话。

1899年，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因他出生后的第二天便是立春，家人为了图吉利，给他取名庆春，即庆祝春天来临之意。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亲舒永寿是守卫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每月饷银三两。三两饷银养活一家七口，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老舍一岁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的父亲舒永寿在守卫正阳门的战斗中阵亡，据说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三两银子没了，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浆浆洗洗才得以维持。

老舍和梅兰芳曾一起陪同苏联戏剧专家前来看戏。当初，要不是彼德罗夫点名要看《茶馆》，这出戏后来就该停演了。《茶馆》一共三幕。第一幕，说的是戊戍变法那一年的事：为了抵制洋人侵略势力的深入，谭嗣同等人拥戴光绪皇帝变法维新，谁知却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谭嗣同等人惨遭杀害，顽固派们在得势之后更加飞扬跋扈，就连太监都娶起了老婆。第二幕，说的是军阀混战期间的事：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打个没完，这么一来，可就苦了老百姓了。第三幕，说的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事：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国民党，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连善于应付的茶馆老掌柜也被逼得上了吊。什么都完了，只盼着八路军来解放。

说起这出戏停演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有一位文化部的领导在看完《茶馆》后说：“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有很大的浪漫主义，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如果说《茶馆》没跟上形势，老舍或许还能接受，可要说《茶馆》“像乌龟一样在爬”，对老舍来说，就未免有点委屈了。

1949年10月，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接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信后，立刻动身，于12月初回到首都北京。回京后的老舍，从自己的三个姐姐身上感受到了那种翻身后的喜悦。姐姐们原本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可现在都有了工作了，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舍曾用“狂喜”两个字形容自己回到解放了的北京后的心情。他喜欢这个社会，觉得新的政权跟自己是“一伙儿的”：“穷人当家作主了，我，就是一穷人。”解放初期，大家都穿干部服、列宁服，戴八角帽，回国后的老舍还穿着西服、拄着手杖、穿着尖头皮鞋、带着金丝边眼镜。他说：“我没钱做新的，只好穿旧的。”

为迎接老舍归来，1950年1月4日，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办了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老舍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自己刚刚创作的太平词——《过新年》，“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回国后，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市政府委员共有二十多人，常常集中起来开会。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老舍的名字频频出现，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的灯坏了，哪个胡同的下水道堵了，什么地方的房屋又漏雨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听了这些发言之后，马上就会派人去修。老舍对新政府的办事作风非常欣赏，并且自己也愿意用自己手下的笔为政府多做些事情。回国后不久，他就写出了话剧《龙须沟》。

龙须沟原本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水沟，解放前一直没有人修过。1950年春，北京市政府决定修建龙须沟，尽管政府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在当时所有的市政建设中，老舍认为这件事是最值得称颂的。他说：“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

《龙须沟》写出来的时候，龙须沟还未竣工，对于这一超前行为，老舍在《龙须沟写作经过》一文中幽了自己一默：“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我得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由此可见，写《茶馆》的老舍，他内心一直是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脉搏一起跳动着的。

当时，北京的一些评论家对《龙须沟》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它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而周恩来却认为这恰恰是特定的历史所需要的。让人们在舞台上受到感动，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帮了我的大忙。为此，1951年12月，北京市政府授予了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既然老舍的革命热情是如此的高涨，那他怎么会想着去写几十年前的老茶馆呢。

1956年，为了配合宪法的宣传，老舍写了一部题为《秦氏三兄弟》的话剧。初稿完成后，他就把它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曹禺、焦菊隐、夏淳等人听。曹禺等人听了剧本后，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建议以这一幕为基础发展成为一个戏，因为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地方，是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的。老舍听了很高兴，他说：“好，这个意见好！”高兴之余，他又不无遗憾地补充了一句，“那就配合不上了！”“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当时北京文艺圈的习惯用语。

埋头写了三个月后，老舍送来了他的新剧本，名字就叫《茶馆》。看了第一幕的文稿后，身为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拍着桌子用英文说道：“经典！”这一幕，出场人物多达26个，三教九流，无奇不有，逼真地展现了满清末年京华一家大茶馆的生活场景。

老舍先生第一次读剧本是在二楼会议室。演员们都很激动，纷纷写申请书要求给角色，有的演员没有上戏，情绪波动还很大。老舍不仅给演员读剧本，而且帮助演员分析角色。他说，《茶馆》要演出文化来。

老舍不止一次把稿子读给演员们听，听取意见后，再修改。有一稿，最后的戏落在茶馆的说书人上。说书人是革命者，以说书的面目宣传革命，不幸暴露。为了掩护“说书人”和“听书人”，王掌柜中弹牺牲。当老舍问扮演王掌柜的于是

之对剧本有什么意见时，于是之说：“我希望戏的最后有一小段‘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拿着一个他常用的道具进屋上吊去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听得出，于是之的话说得有点底气不足。老舍听后“嗯嗯”地答应

了两声就岔开说别的事情了。谁曾想，几天以后，老舍竟把最后一段重新写出来了，不只是一小段，而是一大段：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这三位老人久别重逢，在各自说了一通掏心窝的话后，掷起了满天的纸钱！这一段戏后来竟成了《茶馆》中最为出彩的地方。这恐怕是当时谨小慎微地提出自己想法的于是之所没有预料到的。

戏停演后，老舍也许作过这样的反思：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想来想去，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话，那只能是戏的结尾了，因为结尾太灰暗了。

在1958年这一特殊的时期，狂热中的人们需要的是兴奋剂式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有关领导看了戏后会提出意见，就连一些普通观众也在看完戏后来信问老舍：“为什么要写茶馆？”

老舍在给观众回信时这样解释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年来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事业上争取跃进，大跃进！”原来，老舍是想让观众在看完戏后，通过真实的历史的对比，激发他们鼓起革命的热情，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有些含蓄，与文化部那位领导所说的那种直接性的大跃进就不是一回事

了。

《茶馆》不让演了，可戏还得写。停不下笔的老舍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生活，他以“大跃进”为题材，创作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剧目。

可能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有一次老舍在看了《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扮演者李翔在《同志，你走错了路》中扮演一位八路军支队司令员后，竟突发奇想，想为《骆驼祥子》写一出话剧续集，他觉得祥子也可以参加革命。他设想祥子先是随冯玉祥南下福建，后来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已是解放军司令员的祥子潜入北京，发动车夫迎接解放。可一合计年龄，又觉得祥子的岁数不太合适，怕观众不能接受，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后，他曾这样对自己作过一番评价：“我写不了特殊材料的人，我写普通材料的人还可以。”

《茶馆》被停演二个月后，周恩来来人艺看《红旗飘飘》。看完戏后，他说：《茶馆》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怎么改？来点革命的，也就是当时的行话：“加红线”，使戏显出亮色来。

英若诚曾与于是之和童超三人修改小组去跟老舍谈怎么加红线？老舍先生很谦虚地表示：“大伙儿看吧——”戏能够演，他就高兴。

第一幕有一个秦二爷，是庞太监的死对头，红线是现成的，不必再加了。第二幕因发生在“五四”前后，便加了一段学生在茶馆门口讲演。词是由童超参照“五

四”时期文章写的，其中有一句：“国将不国啦！”第三幕发生在1948年，这一年学生举行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为了直接表现学生运动，上来了五位学生，他们在台上救治被打伤的同学，研究游行的策略与路线，最后与二德子搏斗。戏的结尾处理成三老人片段后，灯光转亮，常四爷上，贴革命标语……

过去有人说：到了北京而不去爬长城、不逛故宫、不吃北京烤鸭，就算不上到过北京。现在又有人说：倘若不看北京人艺的戏，也算不上到过北京。北京人艺的话剧以“京味”著称，通过它你可以看到北京市民的世俗生活。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俗人俗事，而生活中的他也未能免俗。《龙须沟》首演结束后，老舍设家宴款待导演和演员。他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院子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了，弄出一百多道菜。其中最有名的是大碗红烧肉。

体现老舍俗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生活中的随意性。就拿给孩子起名字来说吧，一般人都会很郑重地对待，或图其吉利，或取其寓意，而老舍给几个孩子起的名字却如同信手拈来一般。老舍的大女儿生在济南，所以叫舒济。可这个“济”字的繁体字难写极了，所以起完这个名字，老舍夫妻两个都后悔：“唉，怎么给小孩儿起这么个麻烦名字？让她上小学怎么上啊？”到了儿子，就极端一下子，“乙”，就一笔。两个小女儿的名字就都基本是触景生情的那种起法。舒雨是因为生她的时候下了一个月的雨，老舍说：“那就叫舒雨吧，赶明儿小孩儿写字的时候就光点点儿了，那多好玩儿啊！”舒立呢，是她的生日跟老舍很近，基本上是立春生的。老舍叫舒庆春，她就不能再叫春了，就起名叫舒立。

随意并不代表对什么事情都不经意。相反，生活中的老舍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只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儿子舒乙有一次出差前去向他告别，他说：“你把车票拿来我看看。”那时候车票还是小硬卡片那一种，舒乙就非常费劲地掏出来给他。其实他就是想帮舒乙确认车票带在身上了，不会到了车站发现没带车票又回来。然后他又突然问：“你带了几根皮带？”舒乙心想皮带还要带几根吗？可他说：“万一这根断了呢？”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俗喻示着市民气，而老舍的俗，却俗得有新意。1946年老舍只身到美国去的时候，他的家人还在重庆。他回国后不久，他的家人也从

重庆回到了北京。他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那时候舒乙只有15岁。看见舒乙走下火车，老舍马上把手伸过来说：“你好，舒乙！”舒乙吓坏了。从来没有人跟他握过手，更何况是自己的父亲。而且家人都叫他小名。母亲、周围的大人都叫他“小乙”，没有人说“舒乙怎么怎么样”。父子久别重逢后非常郑重其事的第一面，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也是他的一贯主张：只要到一定年龄，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80年代，《茶馆》出访西德、法国、瑞士和日本，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院长佩特森在看完《茶馆》后，这样说道：“老舍展示了一个我们尚不太熟悉的社会现实，而他在戏剧方面的才智，也正体现在他所选取的三个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代。他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指出必须用暴力变革这个颓废了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茶馆》为中国话剧赢来了国际声誉，而它的作者老舍先生却早已不在人世了，正如曹禺先生所说的那样：“老舍已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溶于了《茶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