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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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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够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不管孟子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都算是孔子学说的嫡传,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孟子》一书称述曾子之处也较多,说孟子之学源于曾子,也未尝不可。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理想的一个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 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极有气势。这也和时代有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 富于形象。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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