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勋胞弟谈元勋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前夕，江泽民主席亲手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给共和国的功臣戴在胸前。但在23位功臣中，有7位已经永远看不到金光闪闪的奖章了。其中一位就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研制和发射原子弹、氢弹的主要技术领导人之一、已故13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湖北襄樊市委党校的一所平房里，笔者见到了邓稼先的胞弟、今年70岁的原副校长邓先.这位儒雅的白发长者，对其兄长的功绩不事张扬，只是在笔者的一再请求下，才平静地讲述了邓氏家族及其兄长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使我们从中看到了邓稼先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出类拔萃的学养以及可钦可佩的人格。

邓氏家族

我的父亲邓以蛰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他早年留学日本，以文学博士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研究哲学和美学。1925年回国后，他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授。父亲与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全集》第14卷中还有一段关于两人谈话的记述。

父亲虽是做学问的读书人，却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次，清华大学派他去欧洲考察，同去的一名叫艾克的德国人，在轮船上用手杖打了中国劳工，还骂道：“中国猪，滚！”父亲看了很气愤，回国后便在教授会上正式提出：如此歧视华人，此人不能用，后来这个德国人被辞退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南迁，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父亲因肺结核吐血没能随迁。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校长的周作人，请父亲出来执教，被父亲称病拒绝了。北平沦陷8年，父亲隐居了8年。

1948年，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抗议美国扶持蒋介石卖国政府，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父亲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在平津战役解放军大军压境之时，当局给父亲送来了飞机票，让他去美国，父亲拒绝了。

解放后，父亲在北大任教，与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

我的母亲一生养育了4个儿女，虽然识字，但没有工作过，是一个温柔的贤妻良母。

大姐邓仲先现已84岁，原来在北师大工作。二姐邓茂先解放后在对外贸易促进会搞美术设计，“文革”期间死于煤气中毒。

哥哥排行老三，是父亲倾注了许多心血的邓家长子。嫂子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现已70多岁，仍在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导师岗位上工作。

我是邓家老幺，从小受父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1949年放弃学业，满怀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少年时光

哥哥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的最精的是杂技项目“抖空竹”，他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该算中等偏上吧，但哥哥没有少爷脾气，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脾气可不行。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哥哥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哥哥5岁时，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诵《诗经》、《论语》。父亲的同学张奚若来家看后说：“五四”运动这么多年了，你还让孩子背老古董？父亲说，不是叫他学古董，他快要上学了，想叫他先了解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

6岁那年，哥哥被送进北京四存小学。这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哥哥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哥哥最爱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英文教师，哥哥到小学毕业时，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哥哥的中学是在北京崇德学校读的。他与杨振宁是同学。杨振宁的父亲杨吾之与我父亲在美国是同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杨振宁又比我哥高一级，所以处处护着他。

学校里多有纨绔子弟，他们不好好学习，就叫我哥把作业给他们抄，否则就欺负他。杨振宁外号“杨大头”，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老憨”的我哥撑腰。

哥哥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成绩优异；而我哥的外语尤其好，这时已能看英文《格林童话》了。

爱国情愫

“七七事变”时哥哥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哥哥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哥哥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

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哥哥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勒令崇德学校解散。校长对我父亲说，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最好把他送走。父亲便下了决心，让刚从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大姐，带哥哥到重庆去念书。

后来哥哥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又和杨振宁成为同学。

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等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4人，炸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为了给受伤同学买药，哥哥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趁夜晚跳墙出去，买回了药品。

在此之前，哥哥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就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这时，哥哥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当时大姐夫郑华炽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与校长梅贻琦很熟，他们悄悄把哥哥的名字划掉了。

1946年哥哥由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我也参加了北大广场集会，亲眼看见哥哥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使我感到十分敬佩。

报效祖国

1948年，在哥哥考取公费留美前夕，他的一位进步同学和密友劝他不要去，留下来迎接解放。哥哥认为，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肯定最需要科学技术，自己应该出去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

在杨振宁的介绍下，哥哥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哥哥就靠1924年父亲在美国存的2000 多美元生活，吃饭都不够，得到学校实验室打工挣钱。直到第二年他得到了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哥哥在普渡大学刻苦攻读，3年课程两年完成，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时年26 岁，被美国人称为babydocter———娃娃博士。

哥哥的英国导师对他说，我介绍你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几年后你将会站在物理界的前沿。但是，担任旅美同学会总干事的哥哥一心想报效祖国，他不仅在1950年第一批回国，而且说服了光学物理学家王大珩(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后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一同回国。

哥哥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当时哥哥只有32岁，却已开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担当重任。他带领20多名优秀毕业生向前苏联专家学习。白天挑砖抬沙建基地，晚上挑灯研读和翻译苏联专家的著作。苏联专家撤走后，哥哥被指定为研制原子弹的负责人，他提出了突破原子武器的3个重大课题，组织技术力量攻关，用每秒钟仅能运算几十次的手摇计算机，花大半年时间，算出了用数字模型描绘原子弹爆炸这一物理现象的数据。

后来我从许多报道中了解到，无论研制原子弹还是氢弹，无论是理论设计、加工组装还是爆炸实验，哥哥都亲临现场指挥。有了故障，他不顾危险，亲自排除。他隐姓埋名，“失踪”多年，连我嫂子也不知道他对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所做的巨大贡献。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在诗中赞他道：“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在前苏联撤走专家时，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恐怕20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可是哥哥和他主持的核武器研究所，以非凡的杰出的工作，不仅在几年后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而且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只用了两年半时间，这在全世界是最短的。

赤子亮节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路线和后来的“文革”，给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灾难，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很难想象“两弹一星”能够发射成功。1959年，我被批评“右倾”。哥哥写来一封长信，信中说：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们党没有经验，尽管上层出一点错都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一定还是要体谅党；我们党是廉洁的，有希望，局面会改变，错误也会纠正。他还说，你到党校教文化课，给工农干部增加点文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一家对名利看得很淡，只要能为社会做点事就好。

我看完信后流下了眼泪。此后我一直以平常心做人做事，“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因为被错批就去出气闹事。

哥哥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纯洁高尚的品格。这次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于敏，曾和哥哥一起工作。哥哥对他的才智非常赞赏，大力推荐他参加核武器研究。工作中，只让于敏拿出研究报告，不让他去现场，以免被射线伤害，很好地保护了他。

哥哥爱好很多，喜欢莫扎特的抒情而宁静的交响曲，喜欢打桥牌、下围棋，对京剧十分熟悉。一次他带我去看杜近芳演的《谢瑶环》，票卖完了，他就在剧院门口打听买高价票。我说，你后面还跟着警卫员，这样多失身份。哥哥却不以为然。看完戏后也不坐公家小车回家，又去挤公共汽车。

哥哥比我大6岁，对我是竭尽兄长爱心。我上高二时，和哥哥一起住在北大红楼他的宿舍里，我不喜欢外语，哥哥就既耐心又严厉地教我，背不出单词就用筷子打手心。我现在能读英文报纸，与当年哥哥的管教很有关系。我在湖北襄樊成家后，家里孩子多，哥哥经常周济我们。三女儿出生后，襄樊买不到奶粉，哥哥每月寄两磅奶粉来，直到孩子断奶。他说，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有困难你就找我。

1988年，哥哥以62岁年龄过早地去世了。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才从一位护士的口中知道了他是搞原子弹的。

美国的海墨只搞了原子弹，泰勒只搞了氢弹，而哥哥搞完原子弹又搞了氢弹，既搞理论又亲临现场，身体受到极大伤害。他的《规范场论》已经写了一半，却再也没有机会写了；他的《自由电子激光》一书也没有写完，后来于敏写了。哥哥留给后人的，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成功爆炸，以及他为科学、为民族献身的崇高精神。

作者刘蒂----载于《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