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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郭沫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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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郭沫若研究总体上处于某种徘徊之中,具体表现为: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国后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绪化的颂扬或贬抑多,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创作的梳理评述多,立足当代理论语境发掘其文化价值的少。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这种学术面貌终于有所改变。2004年6月,冯锡刚先生的一本32万字的学术专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可谓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该书围绕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学家、学术家、革命家”这一特殊身份展开论述,在波诡云谲的“文革”大背景下,钩沉、考证史实,梳理、辨析史料,诗史互证,论从史出,对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作了不乏新意的阐释。

书中对晚年郭沫若革命家心路历程的解读,最精彩。“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实为全书的点睛之笔。“文革”作为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郭沫若凭其诗人的敏锐,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从1965年起,他就开始取一种“适度靠近”党内意识形态专家的姿态,在组诗《大寨行·重到晋祠》中称赞康生:“康公左手书奇字”;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他“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明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郭沫若也写过歌颂海瑞的诗文。1966年元月下旬,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辞职信,冯著分析说,这是“投石问路”。不久,郭沫若的文坛挚友田汉和史界知己翦伯赞,相继被报刊点名批判。4月10日,在人大常委会上,郭沫若全盘自我否定,说“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该书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文革”伊始,郭沫若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列席参加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成为“九大”中央委员!该书分析说,这其实是毛泽东希望借助郭沫若的崇高文化名望,以张大文化大革命的声势。确实,在当代中国文化界中,像郭沫若这样具有跨学科的众多成就的没有第二个人。但同时,郭沫若确实在不少方面犯了“文革”的忌讳:他曾在历史剧中“美化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他还一直尊崇孔子儒家;流亡日本期间他“十年没有和党联系”……等等,按照“文革”逻辑,这些都属“横扫”之例。果然,不久就有红卫兵打上门来了。由于周恩来上书毛泽东,获准对其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幸免被追究。

“文革”中的郭沫若“没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说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节不终’的恶名”。在当时“文革”极左的历史语境中,有诗文见报就是“革命”的象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相当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的一种政治站队。他1967年6月30日在《沁园春》一词中,写“赫鲁晓夫,公然内在,铁帚无情定扫完”,对“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政治变局表态;1975年“批判右倾翻案风”时,他在《水调歌头》一词中,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都当作如是观。该书中的这些分析,都是颇有见地的。

作者高度重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将其看作是打开郭沫若晚年心扉及其“复杂性”的钥匙。这一个人崇拜“情结”的形成,不仅因为毛泽东的革命丰功伟绩和当时的极“左”时代氛围;而且还有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知遇之恩,加之他们都具有诗人气质等原因。郭沫若在临终遗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该书强调,郭沫若分明是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为“毛主席”个人的深不可测的“思想”,这就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绝对崇拜”。该书分析1966年亚非作家大会上,郭沫若向“在座的江青同志”献诗,“固然有迎合这位权倾一时、喜怒无常的‘文革旗手’的因素(连周恩来都不能不忍让再三、委曲求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视之为毛泽东的政治代表。故对江青的颂扬本质上还是对毛泽东的崇拜。”正是出于这种个人崇拜“情结”,郭沫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把自己“文革”中所写的大量歌颂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未刊诗词,编入《井冈山巡礼》和《沫若诗词选》出版面世。

此外,该书还从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文革”中的郭沫若。在“文革”新贵江青一伙眼中,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是他们夺权的障碍和必欲除之的“眼中钉”。他们的夺权策略之一,就是拉拢或“揪出”亲近周恩来的人。郭沫若几度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郭两家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周恩来也确实对郭沫若及其子女有过关照。因而郭沫若成为江青“倒周”的突破口,她先拉拢郭沫若,“几次要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九大’前后,还以安全和就近请教为名,要郭沫若搬到钓鱼台住。”其后,造反派绑架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抓住到底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这个问题穷追不舍,即颇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周恩来)的可能。”郭沫若当时没有听从妻子于立群的建议,不以郭世英被绑架一事请求总理出面干预,该书分析说,这是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批林批孔时“路线斗争”逐渐明朗化,张春桥、江青轮番纠缠郭沫若,要他写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郭沫若始终保持沉默,成为他十年“文革”中最光彩的一页。

对文学家和学术家的郭沫若“文革”中的作为得失,该书也作了独到的论析。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该书分析,该词“不但对作者在1966年八九月间所遭遇的红卫兵冲击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当时真实心境的实录。”可惜《沫若诗词选》和《郭沫若全集》中均未能收入。“文革”期间,偶尔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时,郭老也会写出一些颇有情趣的诗句,然而他却总要画蛇添足,来几句政治高调,使之流于平庸。如《水调歌头·题卧蕉图》和《水调歌头·追忆游采石矶感兴》,都有这种现象。以意识形态伤害诗兴诗意,是郭沫若后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尽管如此,如果诗人确有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时,郭沫若也能写出一些传世佳句来。该书分析,郭老为“四人帮”所作的文字“漫画”:“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这种简劲传神的社会形相的勾勒,表现出诗人不愧为大手笔。”但是,由于他始终未能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自粉碎‘四人帮’直到1978年6月去世,郭沫若并未走出时代的泥淖。他的几十篇诗文所显示的精神状态一如整个时代:徘徊中的行进”。这些分析都相当精彩。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该书认为,《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也是写作该书的重要原因。冯先生认为,《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该书认为,“文革”中郭沫若作为考古事业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贡献,则“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而更值得世人称道的德业”。

该书不仅为继续研究晚年郭沫若搭建了一个资料“平台”;其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学术难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似乎更值得郭研界重视。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述”多“论”少,理论思辨方面显得相对薄弱了些,一些判断往往点到为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读后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税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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