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在我心中

绍棠兄，你到哪里去了？

几次梦见你，好像还是1987年初次相见的样子：体格魁梧，性情豁达，快语诙言，谈笑风生。

对你，我真是慕名太久，相见太晚呀！

上世纪50年代初，你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发表了成名作《青枝绿叶》。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崔，才从师范毕业，对你佩服得不得了。她把你的几篇小说作为讲故事的蓝本，经常在课堂上讲读，你就成了我上学后第一位记得住姓名的作家。记得崔老师约略介绍过你的情况，说你还是个高中生，上初中时就发表小说了，是个神童。她把《青枝绿叶》中的一句话抄在黑板上：“傍晌，漫天黑云下来了，小风清凉清凉的吹着，庄稼叶子唰啦唰啦地响，满囤赶快往回走，嘴里打着口哨。”崔老师说你写人写景有声有色，叫我们模仿着造句。从此“刘绍棠”成了我班同学崇拜的对象。上到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喜欢浏览课外书。你的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我是用了几个星期日的时间，站在杞县城隍庙新华书店的书架边读完的。1957年秋天，我转学到省城，下午放学后，经常去纬二路省图书馆阅览室看报。有一天突然看到你被划为“右派”的消息，霎时犹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茫茫然不明就里。报纸上在批判你的“有毒”言论，什么“现实主义”，在什么什么“时代”，我当时弄不懂，又不敢到学校问老师，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替你担心了好久，后来就听不到你的消息，书店里也见不到你的书了。

再读你的作品，已是20年后。1979年你的小说《含羞草》发表，我为你能恢复名誉感到庆幸，更喜你的新作有趣，文笔已是炉火纯青。此后，你的创作势头犹如井喷泉涌，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一部连着一部出版，让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你在乡土文学园地里躬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

1987年5月，我终于得到了拜访你的机会。那是我去北京探望住在长兄家的老母，兼顾为一家报纸向北京几位作家约稿。行前我曾求教于老诗人苏金伞，在他那里抄到了你家的住址：北京府佑街光明胡同45号。

我到光明胡同两次，第一次未见你，是你父亲接待了我。刘伯伯温文尔雅，待人亲切。他简单介绍了你的情况，又让我参观你家的院子。那是个三合院，院子不大，你的住室和书房都在南屋。刘伯伯让我当天下午四点以后再来，说你去市作协开会，中午就会回来。

你在狭窄的书房里接待了我，说给这个屋子起的名儿叫蝈笼斋。我说从上小学时就敬慕你，30多年了，今天总算见到了偶像。你笑道，现在还经常收到中学生的信，想不到许多少年人还是自己的书迷。眼下正在赶写长篇小说，因为在胡耀邦面前立过“军令状”，到1996年年底要完成12部长篇。如今写的是《水边人的哀乐故事》。有时抽空儿也给报纸写一点儿短论或忆旧散文，调剂一下情绪。你答应给我编的副刊写几篇回忆老师的文章，说已经写过王力先生，还想写魏建功和游国恩先生。我给你留下了几张报纸，在报纸边角写下了联系方式，又向你打听苏叔阳、宗璞、赵大年的住址，你一一告诉了我。握别时我觉得你的手相当有力，你似乎看出来了，说自己有些蛮力，只是喝酒不会耍滑，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现在不得不“改邪归正”。你把我送出院门，又告诉我去魏公村比较方便的公交线路。

两年后，我收到你寄来的回忆游国恩先生的散文，题为《佛脚之忆》。你在文中说：“……我上游先生的课，还算用心听讲。那是因为，课后我要当‘二道贩子’，给外国留学生辅导。”你描写游先生的形象是：“……冬季穿缎面长皮袍，外罩青呢大氅，头戴水獭皮帽，更显得夫子风度而又含威不露。”这篇文章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纷纷来信，要求多刊发这样的文章。你给我寄稿的同时，还寄来了一本《我的创作生涯》，并在扉页上题字：“王予民同志存念刘绍棠1989年8月5日创作生涯四十年。”我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你说这篇稿子之所以拖了很久，是因为在1988年中风，治了几个月，也没彻底治好，落了个左瘫。好在眼下右手还能写字，脑力劳动尚无大碍。

从此你的健康状况总在我念中。因为知道你拖着病体坚持写长篇，就不忍心再向你索稿。直到1993年深秋，我才去看你，后来在一篇小文中记述过那次访谈。你于1997年3月12日在北京宣武医院猝然逝世。我不能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一个生命力多么旺盛的“铁人”，怎么遽然撒手人寰呢？失去了你这位朋友，我悲痛哀伤，凄然无助，许多天都无法扭转情绪。

绍棠兄，你生于1936年2月29日（农历二月初七），今年是你的70诞辰，我想只能按农历来纪念你了，因为今年公历不是闰年，2月只有28天！

绍棠兄，我梦见你了，忍不住说了一些梦话，你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