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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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屋顶上的雨水刷刷地往下流。劲风阵阵,吹得花园里的樱桃树惊慌地东摇西晃,树枝不时撞在窗玻璃上。冬妮亚已多次抬起头来,谛听着是不是有人敲门。她终于明白,这不过是风在捣乱,于是皱起了眉头。风雨声搅得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惆怅袭上了心头。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张写得满满的信纸。她写完最,裹紧了披巾,拿起刚写好的信,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塔妮亚:我父亲的助手偶然路过基辅,我请他捎这封信给你。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别见怪。

眼下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全都乱糟糟的,思绪也理不出来。即便有心思写信,邮路又不通,也没有人捎。

你已经知道,父亲不同意我再去基辅。七年级我只好在本地的中学念了。

我很想念朋友们,尤其是你。我在这里一个同学也没有。

跟前大多是些庸俗乏味的男孩和土里土气、却又高傲自大的蠢女孩。

前几封信里,我跟你谈到过保夫鲁沙。我原先以为,我对这个小锅炉工的感情不过是年轻人的逢场作戏,昙花一现的恋情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可我想错了,塔妮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的,我们两个都还很稚嫩,年龄加起来才三十三岁。但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如今,在这淫雨连绵、泥泞遍地的深秋季节,在这寂寞无聊的小城里,我对这个邋里邋遢的小火夫的突发之情竟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装点着周围灰蒙蒙一片的生活。

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 冬妮亚

1918年11月29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着乐曲。舞台上正在忙乱地准备演出《纳扎尔·斯托多利亚》。

但是没有电。事情报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爷那里。上校老爷正打算光临今天的晚会,为晚会锦上添花。他听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陆军少尉,姓波良采夫,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哥萨克少尉帕利亚内查)的报告以后,漫不经心但又威风凛凛地下命令说:“电灯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脑袋,也要给我找到电工,立即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掉脑袋,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来到发电厂。电工和机务员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找来的。

帕利亚内查指着一根铁梁,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要是到七点钟电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在这里!”

这个简短的命令奏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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