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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说》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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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愁予,现代诗人。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

【春天交响乐──喜读郑愁予新作《雨说》(黄维梁)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刊于1980年4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它清新活泼,明朗而耐读,是老少咸宜的童歌,是郑愁予──也是新诗──的最佳作品之一。愁予诗风,一向轻美如轻音乐。从前的诗轻柔得有时带点消极,这首《雨说》则轻快而富积极意义,其气象已不限于轻音乐了。

全诗共有八节,第一和第七节各长八行,第六节长五行,其余每节四行。第一节说春天四月之际,大地等待雨的降临。第二节写雨轻轻地来。第三、四节说雨希望地上的人不要抗拒它,而要迎接它、亲近它。第五节写大地得到雨的滋润。第六节说雨在笑中长大,因此第七节中,雨希望大家也笑,勇敢地笑。第八节说雨降落在大地上,大地结出了果实。

这雨不是波勃狄伦(Bob Dylan)的《苦雨》(hard rain),而是甜甜地叫着孩子乳名的、使大地长出甜甜的苹果的甜雨;不是余光中春寒料峭的《冷雨》,而是充满“温声细语”、充满“爱心”的暖雨;不是范仲淹“连月不开”的霏霏“淫雨”,而是脚步轻快、其润如酥的喜雨。这雨滋润大地,使万物欣欣向荣。这雨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充满快乐的四月,而不是艾略特所抱怨的“残酷的”四月。这雨“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又亲近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歌声,这雨使天地人和谐交融在一起。这雨带来的春天,是纳斯鸟语花香的“甜蜜的春天”。傅莱那“典型春天”的美好事物和气氛,这里都有了。

郑愁予笔下这雨,为人带来了希望和幸福,最后为此捐躯,在土地里“快乐地安息”。此诗的主题,非常光明、积极,可以说是“健康”的。这种主题的作品,有益世道人心,当然值得提倡。不过,我欣赏这首诗,着眼点与其说在诗教,毋宁说在诗艺。《雨说》一诗,固然标志郑愁予在主题意识上的转变,更显示他在艺术技巧上的执著。满篇诗教,了无诗艺的东西太多了。《雨说》做到两者合一,而其成功的关键,显然在诗艺。

拟人法的运用,使此诗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田圃、牧场、鱼塘、小溪都有生命,因为都会等待。雨是诗的主角,当然更活泼了。我们看到雨走着、呼唤着,是多么可爱的春之使者!雨引领人“绕着池塘跟跳跃的鱼儿说声好/去听听溪水练习新编的洗衣谣”,他教万物“勇敢地笑”:“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这语句巧妙极了。在和风细雨中,柳条轻轻摆动,真像笑弯了腰。雨从石狮子的面部滴下来,真像笑出了泪。华兹华斯《初春走笔》(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一诗,写春天的景象,有以下两行:

初生的枝条伸出扇子

去捕捉微风

我认为这两行就不如“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那么新鲜有趣。愁予这一句,和贺知章的《咏柳》一样别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优秀的诗人,总有丰富的想像力,郑愁予自然没有例外。他把白云比喻为雨的襁褓,这是很好的想像,而这个说法又是合乎科学的:水气(云)遇冷凝结成雨,雨从云孕育而来,所以说云是雨的襁褓。“云”而云“白”,则为了说明雨童年生活的美好幸福。诗人又说雨“不再回去”天上,而安息在土地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雨一落下来,就消失了,就入土为安了。第二节第二行的“织”字用得好,这表现了诗人炼字的功夫,也表现了他的想像力。雨丝条条,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正是“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吗?

《雨说》的呼应也极佳。全诗以雨为中心意象,开阖发展,正如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自不待言。第一节的田圃、牧场、鱼塘和小溪四样东西(它们都需要雨,由此可见诗人的精心安排)出现后,第一节本身马上呼应了一次,至第五节又呼应了一次。这首诗的结构,紧密而井然。第一节以等待雨的降临开始;第二至七节写雨如何滋润大地,如何给万物带来欢笑;第八节以雨完成使命而安息终结。(植物得到滋润而开花结果,那苹果是甜甜的,当然没有黄春明笔下小说的那股涩味。)万物的欢笑,是圆舞曲般的春之声、春之舞,而雨的完成使命,则是春之祭了。整首诗,从展示(exposition,第一节)、到发展(development,第二至七节)、到概括(recapitulation,第八节),是一阕充满快乐气氛的“春雨交响乐”乐章。

《雨说》的副题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清新活泼,积极有生气,明朗而耐读,口语化的文字又精练流丽,应该编入教科书,让所有中国的儿童阅读和歌唱。

──选自《如何读新诗》,香港学津出版社1982年版

【做一个单纯的诗人恐亦难以为继(郑愁予)

在台湾,我与现代诗同步成长,约莫每120名居民中就有一人持有《郑愁予诗集》,读者们持续地购买、收藏并反复诵读我的作品。一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出示他的手抄本。他说:“买不到您的书,见到一首就抄一首,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找到您的诗集。”

另一件使我感动的事是黄氏一家移民美国康州,箱笼中携带了两本书《唐诗三百首》和《郑愁予诗集》,就像带了一撮家乡的泥土一样;许多留学生都说带着我的诗集去国。“我们是读您的诗长大的”,就是这么不多不少的十个字,在海外无论什么场合,这句话是屡听不鲜的。

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我与鲁迅相埒;这种穿越中国新文学史的选择,说明了广大的文学读者,已超越了流行与时尚。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惟一被选入的诗集。今年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惟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之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中年已迄晚近,诗的视野展向宏远,而诗的语言也追求纯青之火的锻铸。我欲以诗展的做法肯定读者在“感动”之外,有“理由”能对诗艺进一层接受,使耽于我早岁“扫界”的读者,亦随我入窥技巧和哲思的“知性界”。并且,无可避免地,我也该为台湾50年的现代诗做一个客观的旁证。

于此,我乃接受挚友们的建议,好好地整合所有的诗集──删节、归类、精编──对内涵深蕴、有多重寓意的作品,以及尚未为人认知的技巧,予以适当的阐解。如果编这样一部《诗的自选》算是为业务“下海”,则作为一个单纯的诗人恐怕亦难以为继了。

──选自《郑愁予诗的自选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欣赏《雨说》,解读《雨说》(王景山)

《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

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曾倾倒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台湾“现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伸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吗?而极写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吗?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文革”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文革”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文革”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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