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这个我想是比较不正常的。中国新闻记者采访我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冰岛获得了，可是中国没有获得。我就告诉他们，冰岛(作为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获奖。冰岛的一名优秀的作家Halldor Laxness，他获得了1955年的文学奖。但是该问的问题是：现在，用中文发表文学作品的作家里头，有没有比得上Laxness，或其他获了奖的作家的？这个我不能、我自己不能回答。但是我自己认为是有的。我自己认为，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头，尤其是写小说的，有。他们不亚于欧洲、美国、南美的最有名的作家。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完全与那些获了奖的一样高。但是你不要问我是哪些作家(笑)，因为我不能告诉你。

记者：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现象跟其他地方的作家相比，正常还是不正常？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我现在提出一位已经去世的一位作家。沈从文。沈从文，据我看，是现代中国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他有很多，例如他的《从文自传》，他的《边城》。《边城》就是一首散文诗。非常动人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作家。但是从四十年代毛泽东召开的那个什么“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沈从文就糟了，他就被压倒了，一直不能写东西。所以他非常高兴在故宫博物院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所有的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四十年代初年就不写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政治挂帅的小说大多数完全缺乏文学价值。以后五七年开始“反右运动”，有很多不同年纪的作家，艾青、王蒙不是送进监狱，就是送进劳改农场了。他们过了二十多年才平反。

记者：让我猜一猜(笑)您会认为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水平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比。让我猜一猜……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我就是这样，我到老，你也不会把我骂倒，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变的从开拍就说，我要拍一个贺岁片，开宗明义，但是很多人是不听的，他早准备好了（骂我），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在我身上，我都不去解释，我只是说对整个电影事业来说，这种评论的方法值得商榷。我认为在未来，如果电影产业要步入一个高峰期，我们需要培养年轻的商业片导演，优秀的商业片导演，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宁浩。什么叫好的商业片？好的商业片就是艺术，因为他好，他有人文价值，有思想，深刻，还好看。我们要培养年轻一代的观众，年轻一代的导演，一个好的群体，一定不能重复台湾和香港的道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多元化的发展，百花齐放，我们有很多人拍的电影参加影展，所向披靡，摘金夺银。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核心的拍商业片的群体，拍最好的艺术片的导演也找不到投资，他就完了。中国电影导演 张艺谋

当我的小说第一次印成书——台湾那个时候是放在地摊上的，我从地摊上走过，看到我的书放在那里，几块钱一本，人家来买，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商品。小说就是个商品。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观念，不要认为自己写作有什么了不起，我跟那些做人造花的也没什么两样，我只是把它印成了书，在价值上它就变成了商品。而我从来都希望我的书畅销，我希望很多人买我的作品，那我怎么能否定一本书是商品呢？是不是？同样，一部电视剧，拍摄出来是要卖给各地的，要卖版权的，你要给人家看的，它当然也是一个商品。这些都是你不能否定的。我们都活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那为什么要把自己清高到不在乎钱不在乎生活的？我觉得用不著这个样子。所以说我的作品是商品也可以啊，说我的书、我的电视剧是一个畅销的商品对我也不是侮辱；说我是一个很崇高的作家，我也不认为自己那么崇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接近大众的作者。原名陈喆,台湾女作家 琼瑶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对时代的把握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你说那些批评家，他们也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了吗？也未必。无论一个人的眼界多么宽阔，实际上也是很片面的。每个人的价值观，自己都认为正确无比，实际上也是相对的。当然我不是强调相对论，我们要求一个作家去完全把握社会，这是一个奢望。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尽可能地去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一种核心的、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东西，这个要求还是不过分的，就是这个东西也很难办。究竟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现在经常强调人文关怀、慈悲、忏悔，慢慢变成了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打人的棒子。我写了忏悔，我以为写得很深刻。但也有人说你这忏悔是种片面的理解，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忏悔。你和我说说什么是真正的忏悔。他说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和现在的社会那么合拍，也是陈旧的东西。所以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东西。

人物周刊：很多访谈中，您这一代作家都表达了对自身写作的充足信心，但也有人曾谨慎地表明了自己对把握时代经验的力不从心，不知您有没有相似感觉？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我也不知道我会写到什么时候。说不定有一天我写到一半的时候倒下去就死掉了。人们都怕谈死亡，这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怕的。它是一条必然的路，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了。我自己经历过太多次生死，耳闻的、目睹的，我自己也曾经走近过死亡，太多了，所以我把这些看得很淡。我觉得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最可怕的事情是“老”、“病”，你很老了如果还不断地生病，这样会拖累你的儿女。看到那些老年人已经很衰弱了，神志不清了，还苟延残喘，在病床上缠绵很久，我就会思考，我觉得安乐死是应该成立的，因为你已经没有生存的价值了，成了植物人。我现在也老了，常常听到一些老朋友过去了，我每次问的第一句话都是怎么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叫白景瑞，是一个导演，他去的时候是在出租车上，前几分钟他还在吃火锅，上了出租车和人家谈判谈了一半就走了，我就觉得他很幸福。我觉得死亡不是悲哀，而是死亡之前你有没有经历痛苦，如果没有经历痛苦，那就是一种幸福。原名陈喆,台湾女作家 琼瑶

I've got it down to four words: "Do what you love." Seek out an occupation that gives you a sense of meaning, direction and satisfaction in life. Having a sense of purpose and striving towards goals gives life meaning, direction and satisfaction. It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but also makes you feel better in difficult times. Do you jump out of bed on Monday morning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work week? If the answer is 'no', keep looking,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我把这段话浓缩为：“做我所爱”。去寻找一个能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让你感觉充实的事业。拥有使命感和目标感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价值和充实。这不仅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益处，而且即使在你处于困境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良好。在每周一的早上，你能不能利索的爬起来并且对工作日充满期待？如果不能，那么你得重新去寻找。你会感觉得到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办人、前行政总裁 乔布斯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可是，幸福在哪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我觉着今天的同学们，你们在大学学习，现在社会当然诱惑也很多，多元化的发展，思路都很广阔，眼界都很开阔，你们出去以后十个不服八个不服，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你们就是要不服，就是要努力。但是我真的今天取得多大的成绩，大家怎么夸我，我从来不说范进中举的话。我不是装谦虚，至今我很感恩社会、感恩时代、感恩母校和老师。我经常这样想。当时我爸妈也在说，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个文艺界的，怎么出了个导演。我当时收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所有的工友都以为我是去学放电影的。当然，机会加上努力。努力是对机会的态度。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经历过所有这些的我们所谓的苦难岁月。我珍惜它不是一天两天，我今天……到未来都会一直珍惜，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所以我的努力就建立在对这个机会的珍惜上。我知道，我感恩这个命运，我就觉得我能这样子多不容易啊。然后你就觉着不能浪费时间，你就觉着做任何事情不能草率，你必须全力以赴。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觉得你得经常检查检查身体。像我们这个年代，同代中已经有夭折的了。我们20年聚首的时候曾经说，下一个10年聚首的时候，不知道哥几个是不是还全？就是各种原因吧，你就会觉着时光，要很珍惜它，很愿意珍惜每一分钟。就像我们现在俗话说的，过好每一分钟，过好每一天。那这个过好就是一个存在价值，那对我来说，我没有太多其他的嗜好，我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分钟就是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中国电影导演 张艺谋

人生还有四件大事不能糊涂。第一，嫁娶之事不能糊涂。不是说嫁进官宦之家，就不糊涂了；也不是说娶一个美貌之人，就不糊涂了。其实，这恰恰是糊涂的表现。嫁娶之事不能糊涂，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这个男人或女人是不是你一辈子都能够爱下去。嫁娶前一定先要让自己从恋爱中走出来，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这个女人很美，但是娶了她会幸福吗？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她会不会操持家务、是不是吃喝无度、是不是花钱如流水。徐志摩如果不娶陆小曼，就可能不会遇上撞机事件。徐志摩是一个诗人，他的爱是不顾一切的；陆小曼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几乎除了在社交场合上花钱就不知道其他事情的人。陆小曼是交际花，非常美丽。诗人看见美是不顾一切的，所以徐志摩爱上了她。徐志摩不是出身富贵家庭的人，他不得不到处去赚钱，从上海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不断地讲课。为了省钱，他就坐邮政飞机，不用花钱，等于坐免费飞机，最后飞机撞到了山上。从生活角度来说，嫁娶和恋爱是两个概念。坦率来说，只要不结婚，你恋爱谈得怎么样，都没有后果。所以，我建议大家恋爱谈得长一点，最后大家冷静下来后，才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我一辈子想要的人，这才不会有遗憾。第二，欲望之事不能糊涂。欲望之事一定要控制，能控制在底线之上。一个人又要寻求欢乐，因为寻欢作乐是人的本性，但是又要控制，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控制不住自己喝酒，我每次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一定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喝多，我说的不要喝多指的是不超过一斤的白酒量。我是个豪爽之人，也自认为是大气之人，所以一喝酒就喝醉。当然我喝醉了不会胡来，没有胡言乱语，没有撒酒疯，但没有做到控制自己不醉。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即使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在关键时刻你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第三，学业之事不能糊涂。所谓的学业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的专业、你的读书、你的人生发展方向、你的事业目标，这些全叫学业。你的学业方向糊涂了，你这辈子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从我到北大学英语开始，到在北大教英语，最后出来开办新东方做英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思路一直没有变过。有很多人鼓动我去做房地产，但我从来不做，理由很简单，我做的是新东方，我做的是教育，既然做教育我就用纯粹的心来做教育，做房地产能多赚一些钱，但对我来说，无非是赚了钱干什么的问题。我刚才说过，钱少有钱少的干法，钱多有钱多的干法，钱是没有尽头的，放一屋子是钱，放一箱子也是钱。人最重要的是一辈子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学业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学业上不能糊涂。我现在50岁，也想过后面的50年怎么活，我想得很简单：做好事，新东方也是在做好事。所以，我反复强调新东方的价值观，就是“诚信负责、真情关爱、好学精进，志高行远”。读好书，读书对我这辈子来说是非常愉悦的事情。走好路，全世界该去的好地方要去好好地走一走。交好友，我有很好的朋友，很多久经考验的朋友，未来我还要交朋友，说不定从你们中间就可以发现忘年交。等到我不做新东方了，没事情干的时候，一壶茶、一盘棋，生活中有几个好友，那就是无比的幸福。最后一个是管好家，这点我做得不够，没有时间关爱自己的孩子，弄得我很痛苦，但是作为父亲我还在尽力而为，只要你尽力而为了，至少不会留下太多的后悔和遗憾。我把这几条写在我的日记上，定义在我的生命里，后面有时间就做这些事情，做好事、读好书、走好路、交好友，管好家。只要尽了力，最后做不到就做不到了，这就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第四，朋友之事不能糊涂。就是交朋友一定要慎重，酒肉朋友没有问题，一般的朋友也没有问题，但是人生中一定要有几个朋友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心理压力可以和他们讲，家庭矛盾可以和他们讲，因为这些朋友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幸福。因为，你总有和老婆不能讲的事情，和子女不能讲的事情，和领导不能讲的事情，和下属不能讲的事情，只能和朋友们讲。我非常庆幸有这样的一些朋友，要交到永远不背叛你的朋友。我还算做得不错，生活中有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他们永远不会背叛的朋友，也有很多朋友，他们能把隐私告诉我，我也能把我的隐私告诉他们，“朋友一生一起走”，这种感觉会很好。所以，把这四条抓好，嫁娶之事不能糊涂、欲望之事不能糊涂、学业之事不能糊涂、朋友之事不能糊涂，把这四点做好了，人生的幸福就触手可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