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当我的小说第一次印成书——台湾那个时候是放在地摊上的，我从地摊上走过，看到我的书放在那里，几块钱一本，人家来买，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商品。小说就是个商品。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观念，不要认为自己写作有什么了不起，我跟那些做人造花的也没什么两样，我只是把它印成了书，在价值上它就变成了商品。而我从来都希望我的书畅销，我希望很多人买我的作品，那我怎么能否定一本书是商品呢？是不是？同样，一部电视剧，拍摄出来是要卖给各地的，要卖版权的，你要给人家看的，它当然也是一个商品。这些都是你不能否定的。我们都活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那为什么要把自己清高到不在乎钱不在乎生活的？我觉得用不著这个样子。所以说我的作品是商品也可以啊，说我的书、我的电视剧是一个畅销的商品对我也不是侮辱；说我是一个很崇高的作家，我也不认为自己那么崇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接近大众的作者。原名陈喆,台湾女作家 琼瑶

《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我之所以看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是《十三步》、《酒国》这条路线，技术至上，超现实的成分很多，将社会性的内容深藏其中。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小说，注重地域、环境、历史、家族、命运等比较传统的小说因素。《丰乳肥臀》是沿着《红高粱家族》路线发展下来的那种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里边有比较多的我的人生体验和故乡、家族等原始素材，是对自己进行清算的一种写作方式。至于别人是否看懂，那是别人的原因。写作过程，其实就是《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过程。《红楼梦》比《丰乳肥臀》好九千九百九十九倍多，但我十几岁时，根本看不进去。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对于一个野孩子来说，《红楼梦》那是太不好看了。《丰乳肥臀》修订本，主要是把过分累赘的地方做了删改，语言上做了加工，章节上重新划分。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自己对时代的把握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你说那些批评家，他们也把握了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了吗？也未必。无论一个人的眼界多么宽阔，实际上也是很片面的。每个人的价值观，自己都认为正确无比，实际上也是相对的。当然我不是强调相对论，我们要求一个作家去完全把握社会，这是一个奢望。但是，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尽可能地去从时代精神中提炼出一种核心的、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东西，这个要求还是不过分的，就是这个东西也很难办。究竟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现在经常强调人文关怀、慈悲、忏悔，慢慢变成了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打人的棒子。我写了忏悔，我以为写得很深刻。但也有人说你这忏悔是种片面的理解，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忏悔。你和我说说什么是真正的忏悔。他说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和现在的社会那么合拍，也是陈旧的东西。所以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个相对正确的东西。

人物周刊：很多访谈中，您这一代作家都表达了对自身写作的充足信心，但也有人曾谨慎地表明了自己对把握时代经验的力不从心，不知您有没有相似感觉？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并非如此呢？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在美国，征收房产税不是为了打压房价，而是为了让房价升值，藏富于民。美国征收的房产税28％分给乡镇这一级别的政府，22％给县政府，4％给州政府。也就是说，一半的房产税都给了基层政府。基层政府也不会拿这些钱去搞什么“三公”消费，而是拿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修建一个花园、一个广场、一个绿地，或者雇用更多的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这样，当地的营商环境就改善了，那当地的地价和房价只会升，不会降！老百姓的房子增值之后呢？增值部分98.62%归老百姓所有，政府只拿1.38%（2006年全美所有州的房产税平均税率）作为房产税，这部分用来继续改造当地环境，提供更好的市政服务和公共治安，让老百姓的房产能进一步增值。那另一半房产税呢？拿去促进社会平等、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其中有42％的房产税用于学区教育经费，所以，美国小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不交学费、午餐免费。而家长每年为孩子的教育支出仅为200美元，孩子教育费用的90％都由政府负担了。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郎咸平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其实没有更多的建议，俗话就是说：好好学习。我们笼统的讲好好学习，实际上全部就在个人，全部在你自己。今天的教学已经是跟国际接轨了，所谓跟国际接轨了是更强调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和自己的主动性。那种填鸭式的、灌输式的、讲课式的已经没有了，提倡独立思考。那我觉得同学们的独立思考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怎么面对学习。你在大学你不觉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出了校门你回头过半年过一年你就会开始觉得，大学时光挺好的，那时候真单纯，社会很复杂，各种原因。所以实际上每个人既然都有这种体会，你不如现在就提前珍惜它。你个人的生活你都安顿好。有一句话：你珍惜你的大学时光，珍惜学习，学好。毕业以后，我觉得是机会和能力相加。对于一个向经济化快速发展的这么大的市场和社会来讲，我们今天在影视行业就业机会最多的是在中国,所以不要抱怨社会，如果机会那么多，您还出不来您怪谁啊？不可能把谁埋没了，各种机会，广告的、专题的、电视的、选秀的……这种小比赛、大比赛，各种机会，你还出不来你怪谁，怪自己。必须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做起。中国电影导演 张艺谋

那些以莫言为首的顽童，原本就嘴皮子发痒，精力过剩，此事得到村里的支持，又得到学校的鼓励，可算捞到一个尽兴闹腾的机会。他们兴奋，像喝醉了的猿猴一样上蹿下跳。他们有的爬到树上，有的骑着我家墙头，举着铁皮喇叭筒子，把我家当成一个反动堡垒，发起攻心战役：单干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摇到桥下淹没了。人民公社通天道，社会主义是金桥，拔掉穷根栽富苗。蓝脸老顽固，单干走绝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缸醋。金龙宝凤蓝解放，手摸胸口想一想。跟着你爹老顽固，落后保守难进步。这些顺口溜，都是莫言编的，他从小就有这特长。我非常愤怒，恨莫言那小子，你还是我娘的干儿子、我的干兄弟呢!每年的大年夜里，我娘还让我送一碗饺子给你小子吃呢!什么干儿子、干兄弟，屁!你一点亲情也不讲，我也对你不客气。我躲在墙角，摸出弹弓，瞄准骑在树权上、眯缝着眼睛、举着铁皮喇叭对着我们家喊叫的莫言那个光溜溜的葫芦头，发射了一粒弹丸。莫言一声惨叫，掉到树下去了。但过了不到抽一袋烟的工夫，这小子又爬到树上，额头上鼓着一个血包，继续对我们家喊话：蓝解放，小顽固，跟着你爹走斜路。胆敢行凶把我打，把你抓进公安局!我举起弹弓，瞄准他的头。他扔掉喇叭筒子，出溜到树下去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生死疲劳》

创作第一个阶段，把坏人当好人写，第二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这两个可以合并在一起，像我写《丰乳肥臀》，也就是站在人的立场，而不是站在阶级和党派的立场，好人身上也有缺点，也有黑暗面，坏人身上也有善的方面，那么比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起点要高一点。这个阶段过去以后，下面一个阶段，应该是把自己当罪人写，当然并不是说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通篇都是忏悔，把自我当坏人写，就是让小说的主人公，自己有一种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这个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实际上早就说过的，这种伟大的罪人，堂上的拷问者，就是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了不起、伟大、经典？他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尽管鲁迅很早就提到这点，但我想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往这方面深入，我们都在诉苦，伤痕文学啊，所谓的右派文学啊，都是在诉苦，都是在控诉这个社会，控诉政治、控诉坏人，对自我、对善的压迫，没有从反面来忏悔，善的背后有没有虚伪，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地做坏人？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本来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失利，被别人迫害了？我觉得右派文学已经相当深刻了，但灵魂拷问依然不够。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可是，幸福在哪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实际上三聚氰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在那些大的奶业公司上，比如说光明、伊利、蒙牛相互竞争，相互竞争的时候竞相压低鲜奶的收购价格，同时要提高制成品的销售价格。但是因为存在竞争，所以制成品的销售价格提不高，而且奶制品的价格在消费者的压力下还得下降，制成品价格下降就需要鲜奶的价格下降，鲜奶的价格下降就会导致朝奶农开刀，迫使奶农出售鲜奶的价格要下降。但是，奶农辛辛苦苦地养奶牛、喂奶牛，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了，他接受不了鲜奶价格下降的现实，怎么办？那就掺水。水掺多了怎么办？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加多了怎么办？再掺水。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竞争。但是，竞争其实通常都是恶性的，通常是会变成这样的。最后是奶农和奶农相互竞争，奶业公司和奶业公司相互竞争，最后竞争来竞争去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这不是市场内在的逻辑又是什么呢？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哪个地方市场经济繁荣活跃，哪个地方坑蒙拐骗的就多、人心就堕落；哪个地方比较封闭、比较落后、对市场不开放，或者市场渗透程度比较低，哪个地方民风就比较淳朴。这不但是中国的特点，而且是全世界的特点。面对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事实和历史事实，张维迎竟熟视无睹，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开始是自欺欺人，后来可能不自欺了而只欺人了，所以他前面是无知，后来就变成无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韩德强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我觉着今天的同学们，你们在大学学习，现在社会当然诱惑也很多，多元化的发展，思路都很广阔，眼界都很开阔，你们出去以后十个不服八个不服，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你们就是要不服，就是要努力。但是我真的今天取得多大的成绩，大家怎么夸我，我从来不说范进中举的话。我不是装谦虚，至今我很感恩社会、感恩时代、感恩母校和老师。我经常这样想。当时我爸妈也在说，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个文艺界的，怎么出了个导演。我当时收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所有的工友都以为我是去学放电影的。当然，机会加上努力。努力是对机会的态度。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经历过所有这些的我们所谓的苦难岁月。我珍惜它不是一天两天，我今天……到未来都会一直珍惜，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所以我的努力就建立在对这个机会的珍惜上。我知道，我感恩这个命运，我就觉得我能这样子多不容易啊。然后你就觉着不能浪费时间，你就觉着做任何事情不能草率，你必须全力以赴。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觉得你得经常检查检查身体。像我们这个年代，同代中已经有夭折的了。我们20年聚首的时候曾经说，下一个10年聚首的时候，不知道哥几个是不是还全？就是各种原因吧，你就会觉着时光，要很珍惜它，很愿意珍惜每一分钟。就像我们现在俗话说的，过好每一分钟，过好每一天。那这个过好就是一个存在价值，那对我来说，我没有太多其他的嗜好，我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分钟就是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中国电影导演 张艺谋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你们——”为首的小林终于开口了，不敢相信地瞪着这两个陌生人。她希望他们遇到了贵人；可是十七年的岁月教会了她一个事实：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所谓好人、慈善家全都是批这羊皮的狼，他们是人人歌功颂德、乐善好施的大善人，可是背地里却与孤儿院院长合作，将一个个孤儿贩售到海外——他的妹妹就是这样不见的，而别人却以为她被好人家收养走了。他们年纪大一些、不易脱手出售的少年，则在拳脚中受尽欺凌，被训练成为小偷、扒手，或是沦入乞丐集团。他们逃出来，是因为别人判定他们只适合当乞丐，在多年拳脚下犹当不成好扒手，于是决定让他们残废；少一只手、少一只脚，赚取同情与金钱。原以为外面的世界至少比孤儿院好过，但命运并不曾善待他们……他们被街头混混修理；没有身份证又是童工，被不法商人安排与偷渡客一同工作，得了温饱却拿不到钱；三四十个人全窝在工寮中生活，既要躲警察，又要没命似的日夜工作。最后在警察突袭下，所有偷渡客一网成擒，而他们三人只好又再度流落街头，过着不知何从何去、任人欺凌的日子。知道阿婆的出现，他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温暖，虽然生活同样困苦，可是他们已经很满足了；他们不必再睡路边受冻，不必翻垃圾桶与野狗争食。在拾荒与卖口香糖中颤抖的赚取到微薄的钱财；一百元、二百元，当他们一齐放入竹筒扑满中时，仿佛放入的是全世界唯一的财富。他们也开始编织幸福的美梦：要买大房子接阿婆一起住，要买好吃的、好穿的，要过好生活……他们以为他们存得够多了，但比起阿婆住院开刀要用的钱一比，他们才知道自己真是天真而且贫乏得可怜；十万元与三千元要怎么比？而三千元却是他们省吃俭用一年半好不容易才聚成的财产，要存到十万元，只怕赚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存不够呀！于是他们的幸福又破灭了，又正视现实的残酷与老天的作弄。世界上，没有好人，更绝无富有的好人。台湾言情小说作家 席绢 《使你为我迷醉》

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吉力人、沈从文、李锐，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问题是，在中国之外少有读者有能力欣赏这些作者的原作，因此得依赖翻译。我们得面对此一事实：全世界一流的现代中国文学翻译者并不多见。有译本也许不错，但它们也可能造成对原作冷血的谋杀。差劲的翻译或许肇因于译者功力不足，也可能源自译者对原作刻意地扭曲（最糟糕的例子之一是老舍《骆驼祥子》的英译本，描述主角堕落的最后一章被改写成了好莱坞式的快乐结局）。要获得国际认同的方法之一是：中国作家扬弃母语，改以外国语书写，戴思杰用法文写成的优秀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得提到选择以英文创作的哈金。问题是：这些作品是否算是中国小说？一如语言学，文学也具有若干普遍特质。语言是其一，文体的分类（如小说、短篇故事、散文、戏剧和自由诗）是其二。英文的文类定义也适用于中文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的主角——无论他们是中国人或非中国人——时常表现出共通的特质，像麦可·K这样的社会边缘人（出自库切《麦可·K的生命与时代》）也出现在卡夫卡、加缪、鲁迅、沈从文、李锐的作品里。文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譬如批判性写实主义的拥护者和隐喻呈现法的服膺者之间的冲突——或许也可以在任何文学中找到。影响，显然在文学的世界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存在的话）。李锐如果没有受到福克纳的影响，还会用原来的方式写《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吗？阅读李吉力人（1891－1962）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1936－1937），我发现他刻意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对女性角色回忆片断的呈现充满同情，这和莫泊桑的风格十分类似（李吉力人曾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另一些法国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是，主题、风格、辞藻的类似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影响。一如福克纳、沈从文的作品说明了文学的地域性和现代性是可以结合的。然而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沈从文的“湘西”相提并论是站不住脚的，诚如杰夫·金克利（Jeff　Kinkley）所指出：福克纳本人是惟一对约克纳帕塔法县的风土地志有着深入了解的人，而湘西至今依然存在，即便从前住在那里的出色人物已不复存在。

记者：作家的写作应该独立，包括对文学奖的态度，但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一百年来，它的深远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标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的真实境况是什么样的？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你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和中国作家分享吗？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